茹相曰：『如果咎不在中国，自应凭公判断』。
李大臣曰：『如此便好。少顷，当送函来请贵部答复，以便电告中国』。
茹相曰：『可』。遂别（陈季同述）。
法外部茹相又五月十七日来函
西本月初四日，但就谅山第一次简略警报请告中国，本国专待办理情形在案。今收到驻圻首将详报：法兵以津约为凭，毫无疑虑，前往驻据谅山，竟为华兵攻打等情。是谅山之事，确系华兵先放鎗炮，显与中国所许者相反；必系北京一班廷臣不喜两国交好之所为。故本国不能再待，应请中国作速照津约办理。现本国驻华公使已奉命请中国即将四月十七津约第二条照办，并请克期调回华兵之旨刊于京报；又因背约致法军须留越，经费请中国赔给至少二万五千万佛郎。应如何交付，他日再商。本国想此两事，中国必应允许；一礼拜后，定有复函与本国公使。否则，本国只好自行取回应得之赔费而已。本部因事关重大，用特函告，以便贵使可告达北京。本部就现在情形而观，以上所问者仍系本国欲与中国和好之忱；尚望中国能自憬悟，勿为激变之廷臣所误！本国公使现在上海，亦系如此盼望；专候中国派出全权大臣，以便续议津约末款之事。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法外部茹相又五月十八日来函
今日收到贵大臣函开：中国国家谓谅山之事，实因误会津约撤兵之款之故；并催巴得诺即速赴津，以便商议详约并定全撤华兵。但撤兵非仓卒能办，定须一月等因。查所为误会者，本部已于本〔月〕初四日函内说明；兹再申明之。查西本（五）月十七日福禄呢欲定第二款撤兵日期书一函，交中国全权大臣内开：「二十日内——即西六月初六日，法兵可驻谅山、高平、沙界并所有与广东、广西接壤之处」等因。福禄呢断不疑李中堂不能照办，而本部亦于西五月二十日将津约宣告议院时，并告此商定撤兵情形，到处皆知；中国自不能不知。倘果有难处，不能如期撤兵，理应早告。是谅山之事，诚如本部本月初九日函中所称「中国不能辞其咎」也。向其取保索偿，不亦宜乎！今最要者，应请中国速发撤兵之旨一面刊于京报，一面着华军速离北圻。今欲不至再有误会，须旨内说明「北圻之兵着即撤回，高平、谅山、沙界、老开等处一律办理」等因。至全撤之期，以降旨后一个月为限似可照办，以便两国带兵官妥议详细事宜，庶保安靖。其定界，则将来另派人员。今谅山之兵应退至关墙之外；此关居同唐之北，定广西之界。如中国肯降此旨，即可见欲和之意；本部即不为难，着巴得诺即刻赴津与中国钦差大臣议定商约并定邻交，照津约续定，并议谅山之事欲使本国取保索赔之案。合行照复。
致法外部函（又五月十八日发）
前接贵部西七月初四日之函，即电呈总署；今接总署将电报呈奉谕旨，饬令本大臣奉告贵部。兹将电报送览，请贵部留意；可见其中李相并未允福禄呢临行克期撤兵之说、并无画押公文，总理衙门并无「不即撤兵」之意。且云「正拟照约撤兵，而适有谅山之事」；又云「中国钦派大臣照第五款与巴公使商议，其撤兵之事亦在此商量之中，因不能不商量而撤也」。且云：「撤兵有应办之事，不能照福所请仓卒撤回」。本大臣看，照此信中国国家向无不照津约办理之意；且此次电报内语，即系答应贵部西初四日函内所望之事。本大臣颇喜因撤兵期促误会之故，此次表明。望贵部再登新报，以表两国交谊；请派巴使即往天津商议西五月十一条约未尽事宜，冀可将忽然来之难处排平之。再，新得李相之电，亦呈台览；更表明中国国家非欲躲避津约订定之款。因已有旨饬该处前队兵全撤至谅山，此即如贵部西初九信内之语办理矣。总理衙门电函：法兵、华兵之相遇，实非欲背津约；今照李相电，已将前敌之兵撤退，更非背约可知。至于现所退札之处，因边界尚未分明，须商议办理。合行照会。
又五月十三日寄钧署电
各国舆论，以不照第二条撤兵为曲。昨与茹辩良久，急须兵船北扰并夺一地，俟照约退兵后交还；临别允暂缓北扰，函托苞请示钧署。今来函云：『第二条明允全撤，又续定限期，如有不便，亦应早告；乃忽遭截攻两日，直是有意伺击，显背第二条，尚须另议赔补。津约大局已定，只须再议交界、商务，非津约尚可活动须详议也。今巴在沪已秉全权，专俟中国告明是否仍照津约、速发撤兵之令，巴使方能北上。恳电请总署即复，静候有无照约确信，以定进止』云云。
十七日接钧署电
复电进呈，本衙门奉旨：『前寄各电应与争者，仍向外部力争；不可许者，勿擅许。钦此』。查福总兵在津临行与李相面说撤兵限期，李相未允，亦无往来文信为据。第二款并未载有撤兵日期，中国本拟照约勘地退札，乃法以巡逻为名，并未先来照会，遽行开炮，伤华兵三百余人；亦应向法索偿。兹以保全和局之故，中国不提此款，并不诘问遽行开炮之故；法应催巴使速来津，以便与中国钦派大臣会议条款，一面定约、一面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