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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臣曰：『如果米提督所报属实，则华兵明明告以已知议和，只因未奉旨，不便退；且有人赴法营就议：显系华人未先动兵。法人何以不告巴使商办而擅自进攻？似亦法人之不合！今总俟中国亦查出实情再说可也。今最要者，但请饬兵船勿动；照前日来函候信，而不照今日来函决裂』。
茹相唯唯，遂握别（陈季同述）。
闰五月十七日与法外部茹相问答
是日已正三刻，往见外部。坐定，李大臣曰：『昨晚别后，即得总理衙门复电，故请定今早相见。总署电云：本大臣来电业已进呈；查福总兵在津临行，与李中堂面说撤兵限期，李中堂未允，亦无往来文信为据。第二款津约，亦并未载有撤兵日期；中国本拟照约勘地退札，乃法兵以巡逻为名，并未先来照会，遽行放炮，伤华军三百余人。正应向贵国索偿，兹以保全和局起见，不提此款，亦不诘问法兵遽行开炮之故。贵国应催巴使速来天津，以便与中国全权大臣会议详细条款；一面定约，一面即可撤兵。惟军火繁多，择地退札非仓卒所能办；须令云、粤带兵大员于奉文后，限一个月后撤完。此即两国照津约办法；嘱本大臣明告贵部转饬巴使等因。昨夕又接李中堂来电云：「奉旨令谅山前队各处兵退札谅山，俟详约议定再办。法兵前队距谅山皆百余里，可为照约撤回之据。谅山距镇南关仅五十里，「边界」二字本未指明何边、何界，少迟似无碍和局。巴使、孤提督已抵沪，孤不北扰，自可仍照津约办理。若一动兵，则约废矣；于法亦不利」等因。少顷，当书函送来；兹先译电报送览，以再表中国欲保和局、实无废约之意。谅山事实，因贵国之误会限期也。又李中堂另有电报一纸，嘱译送贵部；请贵部仍敦和睦者。统希察览』！
茹相阅三电译文良久，曰：『总署电请奉文后一月全撤华军，实因军火繁多，须择地退札之故；本部可允照办。惟须即刻降旨遣撤；俟此旨刊于京报后，巴使即可赴津。因赴津所议者，仅有商约并邻交之事；至于撤兵，不必俟之也。至所云福禄呢所定之限期撤兵并无文信为据一节，本部查福禄呢曾有函交李中堂，而李中堂面允收下；嗣后不告为难之处，即算为照办。其李中堂电述旨饬华军前队退回谅山，查谅山系属北析，虽边界未甚分明，而镇南关以前皆为北圻地，前华军驻札谅山，原因保安北圻；自津约之后，北圻已让法国代保，华军自应撤回华界，不能再驻谅山。不特谅山如此，即高平、沙界（一名苏街）、老开（即老关，一名保胜关）及邻界一带俱应如此全撤，方为照津约办理。今华兵虽退而仍踞谅山，仍不便令巴使往商也』。
李大臣曰：『谅山退军，已示中国照约办理。专俟巴使来津，一面商酌、一面全撤；盖撤兵何处并应行交代之事，亦须两国会商，断不能只管贸然撤去，任土匪乘机扰乱。贵部不鉴及此，但欲即刻全撤，不使巴使赴津，果有意启衅乎？抑未之思及耶』？
茹相曰：『非有意寻衅；因津约已载撤兵，必须照办。即交代弹压事宜，亦只可留一小队，俟法兵来时再退，不应驻以大军。欲令巴使赴津原无不可，惟本国人心忿忿不平，须中国实有撤兵之旨，以便宣告议院中国实无背约，然后国人之疑团可释，巴使可行。否则，人必訾本部又为中国所惑；后日果有他事，即无以塞责矣』。
李大臣曰：『今日送览之三电，似可宣告议院，先释人疑。本大臣公署中，报馆探事者叩门不绝，本大臣均未告之，恐不便于贵部也。今若贵部不为宣示，使国人竟疑中国之无理，则本大臣不能不告于探事人矣』。
茹相曰：『万万不可先告！倘中国一奉有旨刊行，本部自能宣告议院』。
李大臣曰：『何以定须俟到奉旨，岂今日总署、李相之电必不可信耶』？
茹相曰：『非本部不相信，本国人不肯相信耳。因闻总理衙门执政意见不同，朝令夕更，议李中堂者亦多，恐有更变；故不得不请旨以为凭信也』。
李大臣曰：『颁旨之后，巴使即赴津照津约商议办理，他事应可不提矣』！
茹相曰：『谅山之事，其咎终属中国，断难不提；惟可俟巴使往商条款，并议此事耳』。
李大臣曰：『然则中国只管剖明、贵国只管执意，岂是公道』！
茹相曰：『死伤盈百，不能不取保索偿耳』。
李大臣曰：『贵部仍以「取保索偿」存心，即在津商议亦断断不成。本大臣终必徒劳无功，直可一听法国之无理取闹矣。就本大臣代贵部设想，应将谅山之事置之不问，方见贵部亦存保全和局之心。试问一面在津商议、一面据地取保，古今各国有此办法乎』！
茹相曰：『本部实欲保全和局，既商议时不必据地；惟适议而有人阻梗，则仍不得不取保耳』。
李大臣曰：『中国始终等候派使来津，更有何人阻梗！今问贵部：倘中国实能剖明谅山之役咎不在中国，贵部竟掩耳不听，一味只图索偿乎？抑公道自在人心，尚可凭公判断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