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其沿烧。殴杀窃取之人，抛弃买免之财。有司往谕，则伏地请罪曰，若辈害民已甚，愿得而甘心焉，不敢有他也。及汤莘等被责枷示，一挥而散。葛贤挺身诣府自首，愿即常刑，不以累众。其愤激之情，亦可原矣。吴民轻心易动，好信讹言，浮食寄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臣所睹及，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户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一旦驱之死亡之地，臣窃悼之。四郡额赋，岁不下数百万，何有于六万之税，不亟罢之，以安财赋之重地哉！”奉旨：“苏州府机房织手，聚众誓神，杀人毁屋，大干法纪。本当尽法究治，但赤身空手，不怀一丝，止破起衅之家，不及无辜一人，府县官并税监出示晓渝，旋即解散。原因公愤，情有可矜。召祸奸民汤莘及为首鼓噪葛贤等八名，着抚、按官严究正法具奏。其余胁从，俱免追究，以靖地方。”己酉，襄城伯李承功以南京右军都督府掌府事，提督操江，兼管巡江。乙丑，两淮盐税鲁保进银内库税银一万六千九百三十九两，引价五万六千两，补解七百五十两，输献吴时修等银九万两。
八月丁丑，沈一贯言：“伏蒙发户部查参苏、松二府拖欠金花银两，自十四年后、该抚、按等官职名，令臣票上。臣已票上，又命改票。臣看详得苏、松二府逋欠固多，然自十四年到今，连岁荒旱，钱粮安得无欠，带征安得不多，若尽加罚，则十余年中，苏、松官员，不论贤愚大小，俱被处置，似为太甚。臣既奉改票，今拟二十年以后管粮官员，各追罚俸半年，现任者仍各住俸停催，其抚按、司道姑免追罚。”
十一月戊午，起原任太子少保、工部尚书曾同亨为南京吏部尚书。
十二月庚辰，以南京右都御史李颐改右都御史兼工部右侍郎、总理河道，提督军务兼管漕运事务。仍命兼程赴任管事。
三十年正月壬戌，应天巡抚曹时聘言：“自万历十九年倭奴攻陷朝鲜，声势震邻。前道臣议增兵置船，以备不虞。前岁东事稍宁，当事矜恤民隐，议撤四府协济蠲田上新饷各兵，停募不补。今倭警日闻，补军宜讲。虽不能尽复十九年添设之数，酌量于苏州府复兵一千七百四十六名，沙船六十五只，将应减存新饷银四千四百余两仍编征，及四府新增协济量复一万五千两；松江府复兵七百四十一名，将应减新饷银四千七百二十二两有奇仍编复；常州府补旧兵三百七十八名，留新兵一千一百九员名，量编复田上新饷银一万二千两；镇江府补旧兵一百二十六名，留新兵一千一百六十八员名，量编复田上新饷银七千四十七两有奇。盖视四府地方之缓急，以为多寡，而又必将领人地相宜。议将夏永昌调福山把总，仍以都指挥体统行事；虞宗诩以原官调崇明把总；杨守愚调中平镇把总；赵跃龙调游兵把总。”户部复，俱如议。乙丑，蠲扬州府属额解麻、铁、蒲草银两，因按臣以灾请也。
三月辛巳，吏部尚书李戴复：“巡按御史吴崇礼议，国家大务，无过漕河。往年并设总漕、总河二大官，不惟繁剧各有攸司，抑且艰大期于共济。顷因导黄分淮之议所见不同，防海备倭之虞，为患孔亟。遂以诘戎专责之巡抚，而以漕运归并之河臣，亦一时权宜之计，未可以垂久远。况昔之漕运、河道，其要在淮、扬，故可以一人兼。今漕运于东南，而河决于西，欲以一人之身而东督储，西治河，虽有智巧，亦苦于力之不足矣。请复旧制，将总河道衙门专管河务，仍驻扎济宁，往来督理。其总督漕运衙门，仍兼管凤阳巡抚、防海军务，驻扎淮安。咨行各该部换给敕书，以便行事。”诏可。
四月丙辰，工部复：“南京给事中祝世禄议复船厂一款，总漕建议造于龙江关，垂十余年矣。迩因巡漕御史李光辉疏请改于清江厂，旋复旋改，不啻数次，必两者俱各有便与不便之故耳。今欲仍归改造龙江关，彼身居其地，必有所见。然其事关漕运，可否应听彼中，请移咨总河、总漕御史从公查议。止求有裨粮艘，弗致利彼害此，以凭复请定夺。”从之。
五月戊辰，苏、松、常、镇税务改用刘成。因陆邦新等营干机务，众机户嫉之。土人管文等藉口激变，煽众抢掠。地方官擒治首恶，解散余党，抚臣曹时聘以闻。
三十一年三月丁丑，初清口陡涸，运艘不前。御史蒋以化、淮抚李三才各疏闻，并请宽过淮、过洪之期，许之，仍命行总河的议。于是，河臣曾如春言：“水涸之故，大都因淮黄交会，河底冲刷，深且五丈，外低内昂，势不能复溢而上，陡涸病根，皆原于此。今所恃淮南高、宝诸湖之水，臣檄行封闭甚早，不令旁泄，北引接运，颇有余资。以故司道诸臣，欲因便于高、宝湖水而建闸浚渠，节宣用之，正永乐中陈平江已然之明效也。目前济运，似无逾此。”工部如议复，上从之。壬午，先是，常熟生员孙汝炬等煽众鼓噪，窘辱守令，苏州府知府周一梧闭门求去，抚按以闻。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疏纠，俱奉严旨参究。于是，礼部奏，将孙汝炬等分别首从问拟，常熟县学生员并童生停勒一科，不许考试。周一梧令供职。仍通行各省直提学官，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