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以割制脾之与肾为俎实，奠于主北，主既北面，奠於主前。云“又设盛於俎西”者，盛於黍稷，俎在主前稍东，故黍稷之簋在主前稍西。云“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者，当时惟始设主，未有迎尸，则是祀官祭簋中黍稷，祭俎中脾肾之肉，祭荐之醴，皆三度祭之，黍亦三祭，醴亦三祭，肉亦三祭，故云“皆三”。云“祭肉，脾一，肾再”者，申明祭肉三度之事，其祭肉三者，脾尊故一祭，肾脾故再祭。云“既祭，彻之，更陈鼎俎，设馔于筵前”者，谓既祭黍稷、祭肉、醴之后，彻去俎之与盛，更陈列鼎俎，设其馔食於初设奥之筳前，其时主已移於筵上，主人出户迎尸，尸入即筵而坐，但宗庙之祭，尸入之后，始祭笾豆及黍、稷、醴。其祭户之时，已於西祭黍、祭肉、祭醴。今迎尸而入，则应坐而馔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略如祭宗庙之仪”。祭户所以先设席於奥，乃设馔筵迎尸皆在奥者，就尊之处也。中间设主，祭黍祭肉祭醴。户西者，就户处也。其馀五祀所祭，设主皆就其处也。
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皆记时候也。振，动也。《夏小正》“正月启蛰”，“鱼陟负冰”。汉始亦以惊蛰为正月中。此时鱼肥美，獭将食之，先以祭也。雁自南方来，将北反其居。今《月令》“鸿”皆为“候”。
[疏]“东风”至“雁来”。
○正义曰：此记正月之时候，然十二月之时候，体例不一，而正月、七月记时候，凡有五句，自馀皆四句。多少不同者，时候多则五句，少则四句，无义例也。其二至二分之月，皆再记於时候者，以二至是阴阳之始终，二分是阴阳之交会，是节之大者，故再记之。季春亦记时候者，蚕之将生，故记其蚕候也，故季春“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注“蚕将生之候”是也。凡记时候，先言者则气候在前，后言者则气候在后。言“蛰虫始振”者，谓正月中气之时，蛰虫得阳气，初始振动，至二月乃大惊而出，对二月故云“始振”。云“鱼上冰”者，鱼当盛寒之时，伏於水下，逐其温暖，至正月阳气既上，鱼游於水上，近於冰，故云“鱼上冰”也。
○注“夏小”至“为候”。
○正义曰：《夏小正》，《大戴礼》之篇名。云“正月启蛰”者，证经中“蛰虫始振”，始振则启蛰也。云“鱼陟负冰”者，陟，升也，谓鱼从水下升於冰上而负冰，证经中“鱼上冰”。云“汉始亦以惊蛰为正月中”者，以汉之时立春为正月节，惊蛰为正月中气，雨水为二月节，春分为二月中气。至前汉之末，以雨水为正月中，惊蛰为二月节，故《律历志》云：“正月立春节，雨水中。二月惊蛰节，春分中。”是前汉之末，刘歆作《茸艹历》，改惊螫为二月节。郑以旧历正月启蛰，即惊也，故云“汉始亦以惊蛰为正月中”。但蛰虫正月始惊，二月大惊，故在后移惊蛰为二月节，雨水为正月中，凡二十四气。按《茸艹历》：“正月节立春，雨水中。二月节惊蛰，春分中。三月节穀雨，清明中。四月节立夏，小满中。五月节芒种，夏至中。六月节小暑，大暑中。七月节立秋，处暑中。八月节白露，秋分中。九月节寒露，霜降中。十月节立冬，小雪中。十一月节大雪，冬至中。十二月节小寒，大寒中。”桉《通卦验》及今历，以清明为三月节，穀雨为三月中，馀皆与《律历志》并同。谓之雨水者，言雪散为雨水也。谓之惊蛰者，蛰虫惊而走出。谓之穀雨者，言雨以生百穀。谓之清明者，谓物生清净明絜。谓之小满者，言物长於此，小得盈满。谓之芒种者，言有芒之穀，可稼种。谓之小暑大暑者，就极热之中，分为小大，月初为小，月半为大。谓之处暑者，谓暑既将退伏而潜处。谓之白露者，阴气渐重，露浓色白。谓之寒露者，言露气寒，将欲凝结。谓之小雪大雪者，以霜雨凝结而雪，十月犹小，十一月转大。谓之小寒大寒者，十二月极寒之时，相对为大小，月初寒为小，月半寒为大。凡二十四气，气有十五日有馀；每气中半分之，为四十八气，气有七日半有馀，故郑注《周礼》云“有四十八箭”，是一气易一箭也。凡二十四气，每三分之，七十二气，气间五日有馀，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故《通卦验》：“冬至之前五日，商贾不行，兵甲伏匿，人主与群臣左右从东尔。”五日，以五日一候也。按《通卦验》云“立春，雨水降，条风至，雉雊鸡乳，冰解”。条风，即东风也。冰解，即解冻也。与《月令》同。雨水者，谓节气早，月初雨水也。雉雊鸡乳，於《月令》在季冬，若节气晚，亦得退在正月。《通卦验》云“正月中，猛风至”，注云“猛风，动摇树木有声”者，猛风即东风之甚也。“獭祭鱼”与此同。按下季冬“雁北乡”，据其从南始北，正月来至中国，故此云“鸿雁来”。但来有先后，后者二月始来，故《通卦验》二月节云“候雁北”。云“今《月令》鸿皆为候”者，但《月令》出有先后，入《礼记》者为古，不入《礼记》者为今，则《吕氏春秋》是也，“鸿”字皆为“候”也。
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旂，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皆所以顺时气也。青阳左个，大寝东堂北偏。鸾路，有虞氏之车，有鸾和之节，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