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否则即日服参、，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古人治气分之病，如四磨饮、四七汤、丁香柿蒂汤、橘皮竹茹汤，皆用参。治血分之病，如续命汤，治寒之理中汤、四逆汤、吴茱萸汤，治暑之清暑益气汤，治湿之中满分消汤，治燥之麦门冬汤、琼玉膏，治火之升阳散火汤、莲子清心饮，亦无不用参。以及祛痰消积之剂，用参、术者尤多。且仲景着《伤寒论》，为医家立方之祖，而治六经病，用参者几居其半，益可知扶正之即以驱邪也，然此岂时医之所识哉！
《内经》云∶木郁达之，言当条达也；火郁发之，言当发散也；土郁夺之，言当攻导也；金郁折之，言当制伏也；水郁泄之，言当泄泻也。此五句实治百病之总纲。除水火两端而外，木郁所以治风，土郁所以治食，金郁所以治气。而其治法，又有正治从治。隔一隔二，上取下取之不同。神而明之，变化无方，不可人之不足，由虚而损，由损而劳，由劳而极。损有五∶一损肺，皮毛槁落；二损心，血液衰少；三损脾，饮食不为肌肤；四损肝，筋缓不收；五损肾，骨痿不起。
劳有五∶一劳形，二劳气，三劳思，四劳精，五劳神。极有六∶一气极，二血极，三精极，四肌极，五筋极，六骨极。又有七伤∶过饱伤脾，盛怒伤肝，忧思伤心，强力伤肾，寒冷伤肺，风雨寒暑伤形，哀乐恐惧伤神。凡患此者，修德为上，制药次之，治心为上，治身次之。五运六气论，分别年岁。如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之类。又有四时八节主气客气等说，何气受邪，似有定例。而按之每年时症，实不相符。盖天时有寒暑燥湿之不同，而人之受病因之。
人性有阴阳强弱之不同，而病之变症因之。此非可以执一论也。读仲景书而不读东垣书，知外感发热，而不知内伤之亦有发热，则杀人多矣。读东垣书而不读丹溪书，知阳虚发热，而不知阴虚之尤易发热，则杀人多矣。读丹溪书而不读景岳书，知气有余便是火，只宜滋阴，而不知气不足即是寒，尤当扶阳，则杀人亦多矣。仲景每用麻、桂黄、硝，而东垣易以参、、升、柴，此外感与内伤之辨也。丹溪专用知、柏、归、地，而景岳易以参、附、姜、桂，此补阴与补阳之辨也。
此相反而实以相成，皆不可以偏废者也。然泥于景岳补阳之说，而阳亢阴消，亦复不无后患。又当参用河间、丹溪之法以济之，则医之为道，庶乎备矣。是在善学人之会而通之耳。大凡太极之理，分为阴阳。故立法不能无所偏，而流极即不能无所弊。其大者如殷周之质文，齐鲁之强弱，洛蜀之主客，朱陆之异同，遗患且流及数世以后，而要惟医道之偏，其害为尤甚。盖惟仲景之书，系箸超超，无法不备。此外各名医有偏长处，亦有偏短处，故不能无弊。
然诸说俱在，良方甚多，参而用之，取其长而去其短，救其弊而补其偏，则生乎其后者仲景书名曰《伤寒》，而实兼六淫治法在内，后人得其一诀，便可出奇无穷。如《千金》以以桂枝羌活汤、麻黄防风汤，分有汗无汗，治疟疾之类，不可枚举。陶节庵出而尽变其法，别制其方，不复分经论治，实为长沙叛臣。后人畏难就易，故多祖述节庵。然亦开无数变化法门，且如再造散，用参、、桂、附。同羌、防、细辛，治阳虚不能作汗，实为东垣、丹溪、景岳之所自出，要亦从仲景法中变化而来。
近人吴鞠通着《温病条辨》。发明四时之病，伤寒少而温病多。如春曰风温，夏曰湿温，曰暑湿，秋曰伏暑，曰秋燥，冬曰冬温，其症多从手太阴肺经受病(按此即邪从上焦入，说见下条。)与伤寒邪从足太阳入者迥异。忌大汗大下，多用加减银翘散之类。此与明季吴又可着《温疫论》，谓疫邪率在膜原，专用达原饮及重剂大黄，俱为一得之论。间亦中病，而未自仲景以来，论治病者，皆知宜分表里。谓足太阳膀胱，为表中之表，足阳明胃为表中之里，足少阳胆为半表半里，自是而三阴脾肾肝皆为里，几成千古不易之论矣。
本朝叶天士治病，独于表里之外，必分三焦，实为发前人所未发。肺为上焦，心脾为中焦，里，由外而内，如天之有纬度也。人之三焦，由下而下，如天之有经度也。一纵一横，交相为用，不可偏废。且风寒中人，多从毛窍人之一身，阴阳而已矣。阴阳所分，营卫而已矣。营卫所主，血气而已矣。血属阴，气属阳，血属营，气属卫，人人共知。因谓气欲其升，不欲其降，血欲其降，不欲其升。然气下陷，则为泄为脱；而气上冲，则为喘为呃；血上涌，则为吐为衄；
而血下泄，则为崩为漏，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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