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奇才，曹氏父子，以绝代之才气，嗜好文学，建安七子之徒，相和而起，能继承汉代之诗，而扩张之，特立一种卓荦之风骨，为百世所师表，亦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书之价値也。曹氏父子，夙企图诗乐一致之复古，子建所作，可付于音乐者特多。虽然，社会变迁，一般文学之趋向，自此时渐重文字之诗，魏晋间一大作家阮籍者，《咏怀》诸作，与汉代之乐府，全异其趣，及其述作推行，而乐府音节，次第澌灭。一部之时谣，仅依于酒馆茶楼之妓师，以整理流行。及东晋江左偏安，卽此亦散亡。其间眞可付于乐律者，唯存淸商曲辞之一体而已。
淸商曲辞者，先自三国时代之吴地发生；及晋南渡，定都南京之时，盛行于南方之一种俗谣也。其歌调基础于扬子江上，渔郎篙师，覊旅渡客，当无聊之余，发为口头之吟咏，以及沿岸南北之水神丛祠，黄童白叟，降神进奏，俚俗之神乐所配合者，如《子夜歌》云「芳草香所为，冶容不敢当，天不夺人愿，故使侬见郞」。如《团扇郞歌》云「御路薄不行，窈窕决塘横，团扇障白日，面作芙蓉光」。之类，皆此淸商曲辞之一也。唐郭振之《子夜吴歌》云「陌头杨柳枝，已被春风吹，妾心肠正断，君怀那得知！」亦拟此而作者。其歌辞简短，其音调俚俗粗，类日本之迫分节。迫分节者，依于北海回环之舟子而传者也。淸商曲辞者，依于扬子江回环之舟子而传者也，然则其意境亦同。而此淸商曲辞，后来分为二种，为韵文、美文者，卽为今日所流传之五言绝句之祖，为乐府者，卽入唐而为新乐之发端。虽为一极浅微、极简纯一小歌辞，而于四千年诗乐之迁变上，有绝大之影响，正吾人所亟当注目者也。
乐府之衰灭如斯，然彼美文韵文之五言诗，则自汉之枚乘、苏武、李陵，魏之建安七子，系顺相承，迄阮籍以后，更经潘安仁、陆士衡、左太冲、陶渊明、谢灵运之徒，促长足之进步，齐梁之际，沈约、谢朓之徒出，发前贤未发之秘，惊倒一世，更创为四声八病之说，无端而向于从来之五七言诗，加一大革新，遂于兹划古今之大限，诗愈不可歌矣。盖沈谢之为四声八病也，元欲为诗赋整顿语格。盖诗之所主，在于有秩序之文字，则当四声未判以前，固一任自然之音节，以外不复有何等之手段。及自此四声之发见，其不能不通用者，则语法必乱，卽诗非乐府，乐府非诗，一主于目，绝不主于耳。虽然，若语格苟乱，则何以为诗？此所以沈谢四声八病之说，一度出世，而风靡天下，其硏精之结果，遂至唐初，有所谓律诗者出。律诗者何？盖律者何？乃规律之律，非音律之律也。卽以四声斟酌文字，调和轻重高低抑扬开阖之？，然虽严设规律，于音律上无有何等之关系。今之人，或有误律诗之律，为音律之律者，故疑沈谢声病之说，一自音乐上之关系，讶为讲究歌唱之方法，欲成诗歌一致之盛业者，则非也。
所谓五七言诗者，自斯愈不可歌，而汉魏以来，乐府之灭亡，亦旣久矣，但在齐梁时代之诗，时有其题为乐府者。虽然，此唯取其题而已，未尝协其律，依一时之感，或彷佛古体，或擘画新作，名以乐府称，其实绝非音府之声调。固在当时，不为一种之诗，降而及唐，李白、杜甫、白居易之徒，或以古题，或以新题，频自作之，亦名乐府。其实一切不可歌，亦同为文字之诗，目之诗而已。以此则唐初无复有一诗一歌之可付乐律者为足证也。
唐太宗以不世出之英，成拨乱反正之功，振作六朝以来之颓敎，及见贞观之治，特感其必要者，礼乐也。虽然，乐之亡也旣久，卽欲复之，亦不能企图复古。太宗乃追慕胜朝隋太祖统一南北之时，患中国之乐谱一切失传，专采用外国之音乐，仿其故智，不分界限，输入音乐，欲混合而大成之，先称燕乐，制定一大乐部，分为十部。其中中国本土之所有者，唯自晋代以降，扬子江沿岸所传淸商曲辞之遗声淸商乐而已，其余率皆外国之声。第一，西凉州也，西凉州，今甘萧省西方一带之地；次天竺也，天竺者，今之印度；次高丽也，高丽卽今之朝鲜；次兹也，兹者，今之中部亚细亚叶尔羌之都会乌什，当时为一部之独立国，音乐早发达，卽如元宗所最翫赏之霓裳羽衣曲者，亦自彼地之新曲取来，而试演于宫中者也，次安国也，安国为今之波斯；次疏勒也，疏勒为今之喀什噶尔；次回纥也，回纥为今之额鲁特；次康国也，康国为今之撒马儿干，卽帖木儿之旧都也。太宗实如斯采取诸方之音乐，始定自家之乐部，非器度豪迈，识见超卓，其能为此大计划乎？虽然，亦不过汉魏之音，夙失其师授，以万不得已之结果，乃施此大穷策也。然史编且大书特书，谓「大唐统一天下，政敎加于化外，普天率土，来宾来王，竞贡声技，以示诚服。」则又何谓也？抑非夸欤？
新乐采取而制定矣，然欲演之于歌词，则又大难。何也？盖诗赋一道，入唐则诸体皆备，复何问然，特皆不可歌，可歌者，惟淸商曲耳，卽寥寥四句二十字之五言绝句而已。以如此单纯之歌调，而欲附诸复杂组织之音乐，则困难至甚，一时又茫然自失，以种种硏究之结果，遂以淸商曲辞之歌法，为一般之基础，调和新来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