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酣，对戚夫人曰：「我为尔楚歌，尔为我楚舞。」然则「鸿鹄高飞，横绝四海」之高歌，非楚歌之明证乎？外之如高祖之宫人唐山夫人，尝作《房中乐》。《房中乐》者，于汉初为唯一之乐歌，以二南之遗声称，改名《安世乐》，用之于郊庙焉，可谓当时之国乐。然案诸《汉书、礼乐志》所明记者，犹纯然楚声也。又如武帝之《秋风歌》、《匏子之歌》，？孙公主之《黄鹄歌》，其体裁格调，颇类似屈原《九歌》，宋儒朱熹夙取而收之于《楚辞后语》，亦可为楚辞之遗声。由是观之，则自战国之际，涉于秦汉，其间乐歌，可谓一切为楚声所支配，楚风何其竞也。此无他，风雅颂与乐律旣亡，而他国之诗，又不逼于歌，可歌者惟楚诗而已，故一时备受到处欢迎，而一百七十余年间，楚声遂波及于中国。
虽然，武帝之时代，汉家之国运，最称隆盛，文物典章，最放光华之时代也。文人学士，以博学高才被知遇者辈出，故乐歌则自楚调以外，新声渐兴，辞赋则韵文美文亦起。盖辞赋者，溯其渊源，出于古诗三百篇之苗裔，取义于六义中赋比兴之赋字以名之者，班固遂称之为古诗之流别。然其体裁，一仿于《离骚》，且滥觞于屈原之门下士宋玉、景差，而成功于贾谊、司马相如。其作意之倾向，在事物之铺张扬厉，其修辞之宗主，在文字之侈丽洪衍。《楚骚》一变而为一种之韵文、美文，虽与音乐无有何等关系，然旣自《楚辞》变化得来，则亦为楚体而已。若夫解释韵文美文为广义之诗，则乐诗之出也，虽与词赋同时，然二者可谓全相分离者。何则？词赋之基础，不存于声，而存于体，非耳之诗而目之诗也。
汉代诗赋之端，陆贾最先叩之，时犹际于草创，述作至少。降而贾谊，以雄逸之才气，赋《怀沙》，赋《鵩鸟》，斯道为之振作。及司马相如、枚乘出，词釆如景星，华藻如庆云。继起者，则枚、东方朔、王褒、刘向、扬雄、班固之徒，皆以能手称。其著作丰富，仅孝武一世所录，亦已千余。然其体雍容华贵，踏一韵脚，巧于组织，一长一短，任意挥洒，才子衒才，大抵流于浩瀚，莫知归着。且以型式一仿《楚辞》，若以比诸三百篇之平和中正，判若云泥。是以儒家者流，追想三代古风，慕温柔敦厚之旨义，企图诗篇之复古，致力于三百篇近似之著作，如楚元王之师傅韦孟所作谏诗，企仿四句四言之例，可想见当时一般之趋向。虽然，汉诗之距周代，星霜已三四百年，人文风气，夙已变迁。以三百篇之型式，求其适合于当时之人心，固不能之事，故行世者极少。于是武帝前后，苏武、李陵之徒，病《楚辞》如彼其繁冗，古诗如彼其古质，苟欲于一定之秩序内，自由发挥当代之理想，非别有所发明不可，乃创成一种所谓五言诗者，遂为近世诗学之渊源，识诚伟矣。要亦天籁之发于自然，而非人力所能强成乎？
词赋之光华如彼，新诗之精神如斯，武帝时代韵文美文之发达，前古殆无其比也。虽然，唯有一事，其阙典为当时上下一般所遗憾者，则以一切新声付于音律均不成声也。武帝天资豪迈，必欲补此阙典，于兹始设乐府。乐府者，音乐之官府，卽律吕之硏究所也。何幸此时通音律者得有李延年，文学则司马相如以下，才学卓绝一时者数十人，济济多士，旷典聿修。然其所谓诗赋诗者，非一切皆可歌也，卽所谓支配全社会之《楚辞》，然欲用之于郊庙大典，则宜庄重典雅，其体裁亦非切合也。故司马相如、李延年等，奉命欲倡作一种特别之新声，而硏究之结果，第一所制定者，郊庙歌辞也，次制定者为军乐鼓吹歌辞也，横吹歌辞也。乐府之硏究，渐渐进化，欲遂举海内之歌谣一切付于新律。赵、代、秦、楚之诗乐无论矣，卽下迄樵唱牧歌，咸泛釆博取，定其曲谱，选童男童女七十余人，每夜淸诵而讲习之，此卽今日尙存古乐府中一部分，所谓《相和歌辞》也。相和歌辞出，海内歌谣，緃非楚声，亦皆可歌，特其付于乐律，谱于乐歌者，实非韵文美文之五言诗也，卽有能被于管弦者亦仅矣。虽然，乐府固多五言者，而谓其实非，则又何也？无他，所谓五言诗者，大抵于秩序一定之型式以内，自由发挥自家之意想，或深远，或幽邃，或慷缠绵，必反复玩味，始自得之，所谓目之诗也。乐府则反之，以声为主，如彼郊祀歌词，用于天地宗社之大礼，于体裁上固隆庄严典雅之旨，然必使若师旷之徒，一度聆其声，卽可溯其意，自余之歌词，则更近焉，苟不然，则乐歌之效用殆不显。且以音乐之易入于妇竖童蒙之耳者，必不在文人学士挥洒满腹之学问才气，或高尙，或曲奥，所作之抒情诗，却在写街谈巷议云，或可悲，或可喜，或可恐，或可愕之事实之叙事诗。故当时被选釆于乐府者，非苏武、李陵之徒集注一代精神所作之抒情诗，而为不知作者姓氏之叙事诗。彼亦五言也，此亦五言也，其姿貌形骸，殆无所异。而彼则主于目，主于文字；此则主于耳，主于声音，精神殆全相异也。夫然后彼此之间，划一鸿沟，阅星霜，经时代，各相背驰，向一方面，愈进步，愈发达，有可歌者，有不可歌者，则其由来亦可谓远矣。
三国鼎立之时，屈指而鸿博之徒，蜀吴至寥寥；魏跨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