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国所演之班本也。《汉书礼乐志》、《房中歌》、《郊祀歌》、《大风歌》、《秋风歌》、《匏子歌》等，类汉时所演之班本也。至于魏、晋、隋、唐，凡士大夫有佳篇雅什，纔经脱稿，卽播人间，如王之涣、王昌龄、高适等，旗亭饮酒，女优徧唱各人诗，始及「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是魏、晋、隋、唐之曲本，卽当时之诗词也。宋元以后，诗与乐离，士大夫所咏者，不可谱之于乐，于是始创曲本《西厢记》、《明珠记》、《琵琶记》出焉。源流滋多，又有南腔北腔，南曲北曲之分。行于燕、赵、秦、晋间者，谓之北曲；行于吴越者，谓之南曲。南北之方音旣不同，而中原乐器，经三国五胡之乱，散失无存。北方所用之乐，大都由东胡北狄西域而来；南方所用之乐，大都由滇南、川西边界而来，年远代湮，不可殚述。乃自元以来，华夷无限，贤人君子不得志于时者，思为移风易俗之助，往往作为曲本，以传播民间，如汤玉茗之《牡丹亭》、《临川四梦》，孔云亭之《桃花扇》传奇，蒋心余之《冬靑树》、《一片石》、《香祖楼》、《空谷香》、《临川梦》等类，共成九种曲，皆于一时之人心风俗，有所关系焉。蒋心余之言曰：天下之治乱，国之兴衰，莫不起于匹夫匹妇之心，莫不成于其耳目之所感触，感之善则善，感之恶则恶，感之正则正，感之邪则邪。感之旣久，则风俗成而国政亦因之固焉。故欲善国政，莫如先善风俗；欲善风俗，莫如先善曲本。曲本者，匹夫匹妇耳目所感触易入之地，而心之所由生，卽国之兴衰之根源也。记者曰：蒋君其知本哉？虽然，岂特此哉？夫感之旧则旧，感之新则新，感之雄心则雄心，感之暮气则暮气，感之爱国则爱国，感之亡国则亡国，演戏之移易人志，如镜之照物，靛之染衣，无所遁脱。论世者谓学术有左右世界之力，若演戏者，岂非左右一国之力者哉？中国不欲振兴则已，欲振兴可不于演戏加之意乎？加之意奈何？一曰改班本，二曰改乐器。改之之道如何？曰，请详他日。曰，请自广东戏始。于是乎记。
自《黄帝魂》（1929）录出，原载何种书报不详
○中国诗乐之迁变与戏曲发展之关系
光绪三十一年(1905)
渊实
划成一新纪元于中国之文学史上，放陆离之光彩者，元代之杂剧及传奇也。于南北两宋，自诗余转化而来，人皆知之；而其诗余又古乐府之流别，人亦知之。虽然，叩以古乐府以如何动机而变化为为诗余，诗余以如何理由而转移于杂剧及传奇，虽斯道专门之诗家者流，对之而有亲切明畅之辩解者极少。此之故，乃文人学士，读杂剧传奇及诗余乐府，犹读诗赋文章，徒论其文字之姸丑好恶，绝不硏究音乐之故耳。夫杂剧传奇及诗余乐府者，非如司马相如以下李杜韩白之辈，所作之诗赋文章，非文字之诗也，非目之诗也，非美文也，乃声之诗，耳之诗，与音乐相待为一，以传于天下。故音乐之变迁，一乐府诗余传奇杂剧之迁变也；音乐之灭亡，一乐府诗余传奇杂剧之灭亡也。欲知乐府诗余传奇杂剧之性质，宜先自上古至于今日上下四千余年间，于历史上硏究音乐之变迁与兴亡，不然则无由知其眞相。此本篇所欲论者，则在于中国音乐如何起灭，如何变迁，而其结果与大汉民族有如何影响之？题也。
在中国之上世，诗乐一致，三百篇皆可歌，无复赘辩。传曰：「诗亡然后春秋作。」由此语而推想之，则至东周之季，王道衰微，风俗赴于浇漓，人情流于浮薄，所谓风雅颂温柔敦厚之敎旨，全归湮没，诗遂减亡。但《左传》特书吴季札之观乐，而列国士大夫于宴会之席上，往往赋诗言志，由是观之，诗之作者虽绝，而歌咏之方法，卽音乐之一部犹依然存也。虽然，至于战国时代，各家之书史传记，不复记此等之事，倂其乐律而至于绝灭者当在此时。自此以后，炎汉运隆，乐府乃兴。自乐府而诗余，自诗余而杂剧、传奇之起源之一大远因也。
战国之末，楚之屈原，始发荆楚怨诽之声，作为《楚辞》，首《离骚》、《九歌》以下二十五篇，在当时必皆可协于乐律。如其《九歌》，在楚汉间，为祠庙祭祀之神乐，以奏于神前者，曰《云中君》、曰《湘夫人》、曰《湘君》、曰《东皇》、曰《太乙》，则皆其土神之名也。自此而荆楚之歌调，渐弥漫天下，到处莫不耳楚声。卽就于今日所流传之歌篇而检之，则《荀子》所录《成相》之歌，楚声也；荆轲《易水》之歌，楚声也；项羽《虞兮》之歌，亦固楚声也。若夫司马迁作《史记》，于《项羽本纪》，淋漓大书，如「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羽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云，若例作者以裨官舞文之笔墨，断为无此等事实，则非也，盖在当时能楚歌者非仅楚人，可想而知也。
战国而为秦，秦亡而为汉，万般之事态，虽颇有所改革，而至于歌咏之一道，则面目依然，秋毫不变，且全土皆风靡于楚声。彼高祖之《大风歌》、《鸿鹄歌》，亦楚声也，《史记》高祖惮吕后，欲立宠姬戚夫人所生赵王如意为太子而不果，故写哀痛悲切之意，以作《鸿鹄》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