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刻转换之境以娱之。然人自幼至老，生平所历，亦何非刻刻转换之境哉？徒以其境之转换也，常有切身之大利害，事前事后，常有无限之恐惧忧患以随之，其乐遂为其苦所揜也。故不得不求不切于身之刻刻转换之境以娱之，打牌、观剧、谈天、游山皆是矣。然此四者，必身与境适相凑合，始能有之。若外境不副，则事中止焉。于是乎小说遂为独一无二可娱之具。一榻之上，一灯之下，茶具前陈，杯酒未罄，而天地间之君子、小人、鬼神、花鸟，杂？而过吾之目，眞可谓取之不费，用之不匮者矣。故画、有所穷者也；史、平者也；科学、颇新奇而非尽人所解者也；经文皆忧患之言，谋乐更无取焉者也。而小说之为人所乐，遂可与饮食、男女鼎足而三。*4
人所以乐观小说之故旣明，作小说当如何下笔亦可识，盖作小说有五难：
一、写小人易，写君子难。人之用意，必就己所住之本位以为推，人多中材，仰而测之，以度君子，未必卽得君子之品性；俯而察之，以烛小人，未有不见小人之肺腑也。试观《三国志演义》，竭力写一关羽，乃适成一骄矜灭裂之人。又欲竭力写一诸葛亮，乃适成一刻薄轻狡之人。《儒林外史》竭力写一虞博士，乃适成一迂阔枯寂之人。而各书之写小人无不栩栩欲活。此君子难写，小人易写之征也。是以作《金甁梅》、《红楼梦》与《海上花》之前三十回者，皆立意不写君子，若必欲写，则写野蛮之君子尙易，如《水浒》之写武松、鲁达是，而文明之君子则无写法矣。
二、写小事易，写大事难。小事如吃酒、旅行、奸盗之，大事如废立、打仗之。大抵吾人于小事之经历多，而于大事之经历少。《金甁梅》、《红楼梦》均不写大事，《水浒》后半部写之，惟三打祝家庄事，能使数十百人一时并见于纸上，几非《左传》、《史记》所能及，余无足观。《三国演义》、《列国演义》专写大事，遂令人不可向迩矣。
三、写贫贱易，写富贵难。此因发愤著书者，以贫士为多，非过来人不能道也。观《石头记》自明。
四、写实事易，写假事难。金圣叹云：最难写打虎、偷汉。今观《水浒》写潘金莲、潘巧云之偷汉，均极工；而武松、李逵之打虎，均不甚工。李逵打虎，祗是持刀蛮杀，固无足论；武松打虎，以一手按虎之头于地，一手握拳击杀之。夫虎为食肉类动物，腰长而软，若人力按其头，彼之四爪均可上攫，与牛不同也。若不信，可以一猫为虎之代表，以武松打虎之方法打之，则其事之能不能自见矣。盖虎本无可打之理，故无论如何写之，皆不工也。打虎如此，鬼神可知。*5
五、叙实事易，叙议论难。以大段议论羼入叙事之中最为讨厌，读正史纪传者无不知之矣。若以此习加之小说，尤为不宜。有时不得不作，则必设法将议论之痕迹灭去始可。如《水浒》吴用说三阮撞筹，《海上花》黄二姐说罗子富，均有大段议论者。然三阮传中，必时时插入吃酒、烹鱼、撑船等事；黄二姐传中，必时时插入点烟灯、吃水烟、叫管家等事。其法是将实景点入，则议论均成画意矣。不然，刺刺不休，竟成一《经世文编》面目，岂不令人喷饭？
作小说者，不可不知此五难而先避之。吾谓今日欲作小说，莫如将此生数十年所亲见、亲闻之实事，略加点化，卽可成一绝妙小说。然可以牟利，而不可以导世。若欲为社会起见则甚难，盖不能不写一第一流之君子，是犯第一忌；此君子必与国家之大事有关系，是犯第二忌；谋大事者必牵涉富贵人，是犯第三忌；其事必为虚构，是犯第四忌；又不能无议论，是犯第五忌；五忌俱犯，而欲求其工，是犹航断港绝潢、而至于海也。
曲本、弹词之类，亦摄于小说之中，其实与小说之渊源甚异。小说始见于《汉艺文志》，书虽散佚，以魏晋间之小说例之，想亦收拾遗文，隐喩托讽，不指一人一事言之，皆子史之支流也。唐人《霍小玉传》、《刘无双传》、《步非烟传》等篇，始就一人一事，纡徐委备，详其始末，然未有章回也。章回始见于《宣和遗事》，由《宣和遗事》而衍出者，为《水浒传》*6由《水浒传》而衍出者，为《金甁梅》，由《金甁梅》而衍出者为《石头记》，于是六艺附庸，蔚为大国，小说遂为国文之一大支矣。弹词原于乐章，由乐章而有词曲，由词曲而有元、明人诸杂剧，如元人百种曲，汲古阁所刊《六十种曲》之类，此种专为演剧而设，然犹病其文理太深，不能普及。至本朝，乃有一种虽用生、旦、净、丑之号而曲无牌名，仅求顺口，如《珍珠塔》、《双珠凤》之类，此等专为唱书而设。再后则略去生、旦、净、丑之名，而其唱专用七字为句，如《玉钏缘》、《再生缘》之。此种因脱去演剧、唱书之范围，可以逍遥不制，故常有数十万言之作，而其用则专以备闺人之潜玩。乐章至此，遂与小说合流，所分者，一有韵，一无韵而已。
此种小说，流布深远，无乎不至，其力殆出六艺九流上。而其为书，则尽蹈前所云小说五弊：所写主书之生旦，必为至好之人，是写君子也；必有平番、救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