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诗》云：「春夏祈谷。」岂谓郊乎？先儒亦言，祈者以民食之重，有求于天，不得与南郊明堂并。而大雩之祭，尤不宜与二大祭同议。按《春秋》之书，雩，旱祭也。司巫女巫之舞雩，皆不得已吁嗟乎而求之义。其甚者则歌哭而请，礼之变也。《尔雅》曰：「雩，号祭也。」《春秋》书雩之例，三传虽有异同，大较纪其旱之极。若昭公之季年一月而两书焉，足以见夫旱之极矣。谓夫子纪鲁之僭者，非也。鲁之雩坛舞泳而归者，非欤！又按郑注，周雩坛在南郊之旁，则非郊天之坛明矣。
《诗》之「小序」自欧阳氏、苏氏、朱氏疑而去之者已久，详「小序」之笺，则先已有疑于本文，故其笺曰：「月令，孟春祈谷于上帝，夏则龙见而雩，是与？」夫「是与」者，疑之之辞也。春犹得以祈谷，言夏不得以祈谷言矣。孔疏知「是与」为不审之辞，复引仲夏大雩以祈谷实为证，是徇「小序」之失，不若毛氏之置疑也。祀天之礼，有常有变，有因事之祭，若国故之旅于上帝，师行之类于上帝，天地之大，疾病水旱，皆不得不祷于天，孰谓雩旱而可为常祭者也？
今定以南郊为一，明堂为二，此为一岁之大祭。若祈农事，虽非变礼，要为祭之次者。吕令固有议之者矣，独祈农于上帝，诚不可废，而元日之祭，不得与郊祭并，故两存而复议之。
圜丘【[非郊]】【【[非郊]】，据序文补。】议圜丘之名，独见于《周官大司乐》，《诗》、《书》、《春秋》、《仪礼》之所不载。二戴《礼》，先儒谓出于汉儒，今不复引。以《周官》考之，圜丘非祀天之地，其本文曰：「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征，姑洗为羽，鼓，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征，南吕为羽，灵鼓灵，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
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郑康成释以为禘祭，又谓天神为北辰，地示为昆仑，历代相承，皆谓祀天于圜丘。王肃之徒虽难郑说，能知禘之非祀天，而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其说牵杂而不能定。愚按：圜丘非郊也。圜丘非祀天之所，独郑康成言之，既不能合于《诗》、《书》、《仪礼》，而于《周官》复有所背，以《周官》之本文言之，止言于地上圜丘奏之，不闻其祀天于圜丘也。《大司乐》前云：「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
」「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夫祀天神、祭地示，其乐与圜丘所奏实异，则当以黄钟、大吕、云门为祀天，不当用圜丘降神之所而遽言为祀天之所也。其祭地也，亦当以太簇、应钟、咸池为祭地，不当用方丘降神之所为祭地之所也。郑康成知其说之不通，遂释前天神为五帝，日月星辰圜丘之天神为北辰。后来纷纷沿袭其说。而王肃六天之辨复泥于祀天圜丘之说，不能详明其本文而折其谬，乃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故崔灵恩、孔颖达咸宗郑而黜王。
夫《大司乐》既无祀天圜丘之文，而郑氏天神复释为二，有不待辨而明。按：释圜丘者，谓为自然之丘，非人力所为，其说与《尔雅》合。雍镐近郊宜或有此。若后代国都于平衍之地，将人力而为之耶，抑亦为坛以象之耶？或曰：「圜丘祀天，郑康成必本于前代。」愚曰：《诗》、《书》、《春秋》、《仪礼》之所无者，不必信。郑氏之说，本于秦始皇祠八神地主之圜丘。又，汉武帝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二者皆非祀天。郑氏阴取之而不敢明证其事。
若谓南郊即圜丘，北郊即方丘，不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诗》、《书》、《春秋》之郊非圜丘之制，不得合而为一。谓祀天于圜丘者，特郑氏之说，初非《周官大司乐》之本文。陈祥道《礼书》谓祭祀必于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瘗必于人为之坛，所以尽文，亦宗郑之说，而微异崔灵恩。义宗亦宗郑黜王，而所谓郊即圜丘、圜丘即郊之误，乃不能正。其说历汉至宋，诸儒悉不过以《周官》傅合于《诗》、《书》、《春秋》，滋以启后来之误，故为之辨。
后土即社议
《周官》无祭地之文，先儒言之详矣。而其言近于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是也。郑氏之释地示则曰「北郊，神州之神及社稷」。夫以北郊为祀地，此祀之大者，不得合社与稷而言。合社与稷，是为三祀，非祭地明矣。曰大示，郑无明释。或谓大示乃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北郊为大，则地示之大者将何以祀之？曰土示，郑谓原隰平地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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