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厉汝进等，犹先后疏劾，廷杖谪戍，至死而不悔。（俱见各本传。）且帝深疾言官，以杖戍未足遏其言，乃长系以困之。如沈束在狱凡十八年，传赞谓主威愈震而士气不衰。可见诸臣虽不免过激，而出死力以争朝廷之得失，究不可及也。万历中，张居正揽权久，操下如束湿，异己者辄斥去之，科道皆望风而靡。夺情一事，疏劾者转出于翰林、部曹，（翰林吴中行、赵用贤、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等。）而科道曾士楚、陈三谟等且交章请留。
及居正归葬，又请趣其还朝。迨居正病，科道并为之建醮祈祷。此言路之一变也。继以申时行、许国、王锡爵先后入相，务伏队正所为，以和厚接物，于是言路之势又张。张文熙、丁此吕等即抗章劾阁臣，而阁臣与言路遂成水火。万历末年，帝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以自标异。于是部党角立，另成一门户攻击之局，（《叶向高传》，帝不省章奏，诸臣既无所见得失，益树党相攻。未几争李三才之案，党势遂成。）此言路之又一变也。
（如熊廷弼、王化贞一案，朝臣各有所袒。江秉谦谓，今日之事非经抚不和，乃好恶经抚者不和也；非战守之议不合，乃左右经抚者之议不合也。《满朝荐传》亦谓，是时辽左尽失，国事方殷，而廷臣方植党逞浮议，全不以国事为急。）高攀龙、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士大夫多附之。既而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天启初，赵南星等柄政，废斥殆尽。及魏忠贤势盛，被斥者咸欲倚之以倾东林，于是如蛾赴火，如蚁集，而科道转为其鹰犬。
（《魏忠贤传》）周宗建谓汪直、刘瑾时，言路清明，故不久即败。今则权反藉言官为报复，言官又借权为声势，此言路之又一变而风斯下矣。（诸附者在《阉党》条内。）崇祯帝登极，阉党虽尽除，而各立门户，互攻争胜之习，则已牢不可破，是非蜂起，叫呶蹲沓以至于亡。（袁继咸疏云，三十年来，徒以三案葛藤，血战不已。《吕大器等传论》谓，自万历以后，国是纷呶，朝端水火，宁坐视社稷之沦胥，而不能破除门户之角立。故至桂林播越，旦夕不支，而吴、楚之树党相倾，犹仍南京翻案之故态也。
熊廷弼疏言，朝堂议论全不知兵，敌缓则哄然催战，及败始愀然不敢言，及臣收拾甫定，则愀然者又哄然矣。又疏言，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卢象升亦疏云，台谏诸臣，不问难易，不顾死生，专以求全责备，虽有长材，从何展布？观此数疏，可见明末言路之恶习也。
○明末书生误国
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家国者。宋之南渡，秦桧主和议，以成偏安之局，当时议者无不以反颜事仇为桧罪，而后之力主恢复者，张德远一出而辄败，韩胄再出而又败，卒之仍以和议保疆。迨贾似道始求和而旋讳之，孟浪用兵，遂至亡国。谢叠山所以痛惜于兵交数年，无一介之使也。有明末造亦然，外有我朝之兵，内有流贼之扰，南讨则虑北，北拒则虑南，使早与我朝通和，得以全力办贼，尚可扫除。且是时我太宗文皇帝未尝必欲取中原，崇祯帝亦未尝不欲与我朝通好。
大凌河之役，祖大寿降于我朝，后虽反正，而其子侄已仕于我朝，是宜案以通敌之罪，而帝仍用之，是固欲藉大寿为讲和地矣。（见《邱禾嘉传》。）迨大兵入墙子岭，卢象升入援，杨嗣昌阴主互市策，象升见帝曰：“臣主战。”帝色变，良久曰：“款乃外廷议耳，其出与嗣昌议。”（见《卢象升传》。）是和议之策，帝已与嗣昌谋之。（《何楷传》，嗣昌方主款议，历引建武款塞故事，楷与御史林兰友驳之。）及陈新甲为兵部尚书，以南北交困，遣使与我朝议和。
傅宗龙奏之，大学士谢升在帝前曰：“倘肯议和，和亦可恃。”帝遂以和事谕新甲密图之，而戒其勿泄，是帝更明知时势之不可不和矣。言官方士亮、倪仁祯、朱徽等谒升，升告以上在奉先殿祈签，和意已决，诸君幸勿多言，士亮等辄群起劾升去。（见《谢升》及《二臣传》。）新甲所遣求和之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新甲家人误发抄。（《二臣传》如此，《明史》则云，帝手诏为其家人误发抄。）于是言者大哗，交章劾奏，帝迫于群议，且恶新甲之彰主过，遂弃新甲于市。
（《新甲传》）自是帝不复敢言和，且亦无人能办和事者，而束手待亡矣。统当日事势观之，我太宗既有许和意，崇祯帝亦未尝不愿议和，徒以朝论纷呶，是非蜂起，遂不敢定和，以致国力困极，宗社沦亡。岂非书生纸上空谈，误人家国之明验哉！
案明季书生误国，不独议和一事也。如万元吉疏言，孙传庭守关中，议者谓不宜轻出，而已有议其逗挠者矣。贼既渡河，诸臣请撤关宁吴三桂兵迎击，而已有议其蹙地者矣。及贼势燎原，群臣或请南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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