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或请皇储监国南京，皆权宜善策，而已有议其邪妄者矣。即此一疏观之，可见诸臣不度时势，徒逞臆见，误人家国而不顾也。
○明代宦官
有明一代宦官之祸，视唐虽稍轻，然至刘瑾、魏忠贤亦不减东汉末造矣。初，明祖著令，内官不得与政事，秩不得过四品。永乐中，遣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番，马骐镇交趾，且以西北诸将多洪武旧人，不能无疑虑，乃设镇守之官，以中人参之，京师内又设东厂侦事，宦官始进用。宣宗时，中使四出，取花鸟及诸珍异亦多，然袁琦、裴可烈等有犯辄诛，故不敢肆。正统以后，则边方镇守，京营掌兵，经理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钅广，市舶织造，无处无之。
何元朗云，嘉靖中，有内官语朱象元云，昔日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恭。后夏先生，（言）我们平眼看他。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拱手始进去。案世宗驭内侍最严，四十余年间未尝任以事，故嘉靖中内官最敛戢，然已先后不同如此，何况正德、天启等朝乎！稗史载，永乐中，差内官到五府、六部，俱离府部官一丈作揖。途遇公侯驸马，皆下马旁立。今则呼唤府部官如属吏，公侯驸马途遇内官，反回避之，且称以翁父，至大臣则并叩头跪拜矣。此可见有明一代宦官权势之大概也。
总而论之，明代宦官擅权，自王振始。然其时廷臣附之者，惟王骥、王等数人，其他尚不肯俯首，故薛、李时勉皆被诬害。及汪直擅权，附之者渐多，奉使出，巡按御史等迎拜马首，巡抚亦戎装谒路，王越、陈钺等结为奥援。然阁臣商辂、刘翊，尚连章劾奏，尚书项中、马文升等亦薄之而为所陷，则士大夫之气犹不尽屈也。至刘瑾，则焦芳、刘宇、张彩等为之腹心，戕贼善类，征责贿赂，流毒几遍天下。然瑾恶翰林不屈，而以《通鉴纂要》誊写不谨，谴谪诸纂修官，可见是时廷臣尚未靡然从风。
且王振、汪直好延揽名士，振慕薛、陈敬宗之名，特物色之。直慕杨继宗之名，亲往吊之。瑾慕康海之名，因其救李梦阳，一言而立出之狱。是亦尚不敢奴隶朝臣也。迨魏忠贤窃权，而三案被劾、察典被谪诸人，欲借其力以倾正人，遂群起附之。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夫、李夔龙、倪文焕，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号五彪；又尚书周应秋、卿寺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自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无非逆党，乎可成篡弑之祸矣。
《明史》载，太祖制，内官不许读书识字。宣宗始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义。（《四友斋丛说》则谓，永乐中已令吏部听选教职，入内教书。王振始以教职入内，遂自宫以进，至司礼监。）数传之后，势成积重云。然考其致祸之由，亦不尽由于通文义也。王振、汪直、刘瑾固稍知文墨，魏忠贤则目不识丁，而祸更烈。大概总由于人主童昏，漫不省事，故若辈得以愚弄而窃威权。如宪宗稍能自主，则汪直始虽肆恣，后终一斥不用。
武宗之于瑾，亦能擒而戮之。惟英、熹二朝，皆以冲龄嗣位，故振、忠贤得肆行无忌。然正统之初，三杨当国，振尚心惮之未敢逞。迨三杨相继殁，而后跋扈不可制。天启之初，众正盈朝，忠贤亦未大横。四年以后，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相继去，而后肆其毒痛。计振、忠贤之擅权，多不过六七年，少仅三四年，而祸败已如是，设令正统、天启之初，二竖即大权在握，其祸更有不可胜言者。然则广树正人，以端政本而防乱源，固有天下者之要务哉！
案明代宦官擅权，其富亦骇人听闻。今见于记载者，王振时，每朝觐官来见者，以百金为率，千金者始得醉饱而出。（《稗史类编》）是时贿赂初开，千金已为厚礼。然振籍没时，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明史振传》）则其富已不訾矣。李广殁后，孝宗得其赂籍，文武大臣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帝曰：“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曰：“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广传》）则视振已更甚。刘瑾时，天下三司官入觐，例索千金，甚至有四五千金者。
（《蒋钦传》）科道出使归，例有重贿。给事中周龠勘事归，淮安知府赵俊许贷千金，既而不与，龠计无所出，至桃源自刎死。（《许天锡传》）偶一出使，即需重赂，其他可知也。稗史又记布政使须纳二万金，则更不止四五千金矣。瑾败后，籍没之数，据王鏊笔记，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算。计瑾窃柄不过六七年，而所积已如此。其后钱宁籍没时，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玉带二千五百束，（《宁传》）亦几及瑾之半。
至魏忠贤窃柄，史虽不载其籍没之数，然其权胜于瑾，则其富更胜于瑾可知也。顾纳贿亦不必奄寺，凡势之所在，利即随之。如钱宁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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