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陛下不宜对群臣穷其门户，帝亦悔之。帝常论山东人物，张行成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宜以东西为限，帝善之，赐马一匹、钱十万、衣一袭。裴仁轨私役门夫，帝欲斩之，李乾奏罪不应死，帝即免之。权万纪不能教太子承乾以正，帝欲诛之，柳范曰：“房玄龄尚不能止陛下猎，岂可独罪万纪？”帝大怒，拂衣入，久之，独召范慰谕之。帝好与群臣论难，刘洎力谏，帝诏答曰：“轻物骄人，恐由于此，敬当虚怀改之。”洎又言近来上书人或面加穷诘，恐致阻进言之路，帝曰：“卿言是也，当改之。
”此皆见于各传者也。魏征尝言：“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岂敢犯龙鳞。”帝尝宴韦挺、虞世南、姚思廉等，谓曰：“龙有逆鳞，人主亦然。卿等遂能不避触犯，常如此，朕岂虑危亡哉！”是诸臣之敢谏，实由于帝之能受谏也。独是仁善之君则能纳诲，英睿之主每难进言。以太宗之天锡智勇，手定天下，制事决机，动无遗策，宜其俯视一切，臣下无足当意者，乃虚怀翕受，惟恐人之不言，非徒博纳谏之名，实能施之政事。其故何哉？
盖亲见炀帝之刚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盗贼蜂起而莫告，国亡身弑，为世大﹃。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虑难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而饰非拒谏，徒自召祸也。炀帝恶谏，曰：“有谏者当时不杀，终不令生于地上。”苏威欲言不敢，因午日献《古文尚书》，炀帝曰：“讪我也。”即除名。萧谏伐辽，即出为郡守。董纯谏幸江都，即赐死。由是人皆钳口，至丧国亡身而不悟。（见吴兢疏。）此太宗所亲见也。惟见之切故惧之深，正张廷所云，多难兴邦，殷优启圣。
皆以事危则志锐，情迫则思深也。魏征之谏，亦动以隋为戒，谓：“隋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哉？特恃其富强，不虑后患，驱天下以从欲，遂以四海为尊，殒于匹夫之手。陛下当鉴彼之失。”又曰：“我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所亲见。隋之末乱，自谓必无乱。隋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身戮而犹未悟。今能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而存矣。”马周亦言：“炀帝笑齐、魏之失国，今之视炀帝，犹炀帝之视齐、魏也。
”此当时君臣动色相戒，皆由殷鉴不远，警于目而惕于心，故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其后勋业日隆，治平日久，即太宗已不能无稍厌。魏征谓贞观之初，导人以言，三年后见谏者悦而从之，近一二年勉强受谏而终不平。是可知贞观中年，功成志满，已不复能好臣其所受教。然则惧生于有所惩，怠生于无所儆，人主大抵皆然。若后世蒙业之君，运当清泰，外无覆车之戒，而内有转圜之美，岂不比太宗更难哉！
○时政记
左、右史起居注之外，有政事及奏对由宰相撰录者，谓之《时政记》。案《旧书》，唐初记注最详备。苏冕言，贞观中，每日朝退后，太宗与宰臣参议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由是贞观注记政事极详。高宗时，许敬宗、李义甫用权，多妄奏事，恐史官书之，遂奏令随杖便出，不得备闻机务。姚乃表请仗下所言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是为《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此始也。据《旧书》云，罢后，其事遂寝。贾耽、齐抗，贞元时为相，又修之，耽、抗罢而事又寝。
然宪宗尝问李吉甫：“《时政记》记何事？”吉甫曰：“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馆之实录也。左史记言，今起居舍人是；右史记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姚监修国史，虑造膝之言外间或不得闻，因请随奏对而记于仗下，以授史馆，今《时政记》是也。”上曰：“间有不修何也？”曰：“面奉德音，未及行者，不可书付史官。有谋议出于臣下者，又不可自书付史官故也。”（《宪宗纪》）又裴休尝奏言，宰相知印者撰《时政记》，或多载己言而略他人之言，史官莫得知。
请自今宰相各自为记，令付史馆，从之。（《休传》）可见历朝仍皆有《时政记》，未尝废也。其后又稍变其例，穆宗时，宰臣崔植等奏请，坐日所有君臣献替事宜，应随日撰录，号为《圣政记》，岁终付史馆。则不必每月送史馆，至岁终始送矣。文宗又诏，《时政记》因循日久，废坠日多，自后宰臣奏事及临时处分，委中书门下丞一人随时撰录，每季送馆。则又不必宰相自撰，而令中书门下丞撰录矣。然皆于记录政事，致其详慎，可为后世法也。
○天子不观起居注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历代皆重其职。唐太宗尝欲观《起居注》，朱子奢曰：“恐开后世史官之祸。史官全身畏死，悠悠千载，尚有闻乎！”（《子奢传》）后至文宗，益重其事。每入阁日，左右史执笔立于螭头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备录。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质证所奏是非，故开成政事最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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