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大抵本期诸史，不出上述三端。是故私史虽多，而面目大异于昔，趋势如此，其他可知，二也。
总而言之，本期史学，自有相当之成绩，相当之进步，不过考古之作多，而通今之士少耳。时涉多忌，史难举职，虽豪杰之士，亦为之无可奈何，此刘知幾、章学诚二氏，所为徒垂空论而不能自造一史也。
第八章 刘知幾与章学诚之史学
吾国史家，能自造一史垂之百代，实始于司马迁，而成于班固，故吾前撰专章述之。至取诸家所作之史，为之阐明义例，商榷利病，则又始于刘知幾，而章学诚继之，前之马、班为作史家，未必不能评史，后之刘、章为评史家，亦尝有意于作史，必合而一之，乃得谓之史学。吾于古代，取马、班二氏为作史家之权舆，兹于近代，又取刘、章两家为评史家之圭臬。刘、章两家之史学，非一二语所能尽，特立专章论之，亦继轨马、班之意也。
“史学”一辞，创于十六国之石勒，《晋书》(卷一百四)载记，石勒于晋元帝太兴二年(公元三一九年)自立为赵王，以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是也。至刘宋文帝元嘉中，儒、玄、史、文四学并建，以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明帝泰始六年，又以国学废，置总明观，内分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南齐因之。又其时史学学生之著者，有山谦之可考，《宋书礼志》，元嘉二十年，太祖(即文帝)将亲耕，以其久废，使何承天撰定《仪注》，史学生山谦之已私鸠集，因以奏闻，是也。
谦之后又为史科学士，《礼志》又谓，太祖诏学士山谦之草《封禅仪》，是也。按石勒所立，尚有律学祭酒，祭酒者，一学之长也，史学与律学分立，已树分门研习之规，刘宋以儒、玄、文、史分为四学，后又分为四科，儒以研经为务，玄则属于诸子，而文章悉具于总集、别集，合以史籍，是为经、子、文、史四学。晋人苟勗类别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洎唐人撰《隋书经籍志》，乃有经、史、子、集之名，后来相沿无改，此又可与学科分部互证，而史学之自成一科，亦自此始矣。
观夫史学生山谦之能于在学研习之曰，私撰《仪注》，其邃于史学、明习典礼可知。而主学之何承天，亦以明礼著称于时，惟史学设科，南齐以后无闻焉。南朝太学诸师，讲经皆具讲疏，声容之盛，冠于今古，借使史学之立，继绳弗替，所具讲疏，必能流传至今。又何必待刘知幾出，而始有专论史学之书哉。
刘知幾，字子玄，以避玄宗嫌名，故以字行，彭城人也。幼年，父藏器为授《古文尚书》，业不进，及闻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辄能辨析所疑，以为书能如是，读之何难，由是遂通览群史，擢进士第。于武后时，官著作佐郎，转左史，曾以本官兼修国史，历中宗、睿宗，至玄宗立，又除著作郎，累官至左散骑常侍，开元九年，遭贬，旋卒，年六十一。刘氏自述其幼年治史之次序云：
先君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以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泊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
……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记(《史通自序》)。
其与刘氏志同道合者，则有东海徐坚、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其于徐坚，则谓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钟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又于武后时，与朱敬则、徐坚、吴兢同修《唐书》。及中宗即位，又与坚、兢同修《则天皇后实录》；故尝自称曰，“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凡此皆见《史通正史自序》及两《唐书》本传。本传又谓，子玄常慨时无知己，内负有所未尽，乃委国史于著作郎吴兢，是则兢之年辈又后于刘氏，兢以尽力唐国史有声于时，而刘氏则自负其才，未肯以此自限者也。
刘氏所撰之书，实有多种，今传世者，只有《史通》一书，即其研史精神之所寄也。刘氏自述作书之动机云： 凡所著述，皆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齟齬难入，故其所载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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