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亦即今日之撰述，《左传》、《国语》，可谓撰述矣，而太史公据为史料以修《史记》，是即以记注视之，今之撰新通史者，亦尝据“二十五史”为史料，故论者谓吾国旧史，悉当以史料视之，是亦不以为撰述矣。即以今之通史、专史论之，皆所谓撰述也，通史所述为概括之事实，专史所述具一类之始末，撰通史者，必取资于各专史，是则视专史如记注矣，然则谓之史钞类纂可乎。
有如李焘之《续鉴长编》、李心传之《系年要录》、马端临之《文献通考》，章氏视为史钞类纂者，为之正自不易，必先有此等史钞类纂之书，然后具有别识心裁之撰述，乃易于措手。章氏尊扬通史，故重撰述而抑钞纂，似谓专史亦不得尸撰述之名者，岂其然乎，岂其然乎
第四所宜论者，则方志学之建立也。刘、章二氏皆有志于修史，刘氏为史官甚久，承命修国史、实录，而以不得行其志，遂不甚措意于此，终亦不能自撰一史，以见其志，仅撰《史通》，以示作史之准则而已。章氏虽成进士，而不得与翰林之选，清之翰林，即前世之史官也。官修之史，章氏既不得与，乃欲自撰一史，致力于赵宋之书，终以力有不逮，而徒记空言，转而寄其意于修志，盖以方志亦一方之史也。章氏于此旨颇有阐发，如云：
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州县请立志科议》)。
又云：
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而近代修志诸家，误仿唐、宋州郡图经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是一国之史，无所不载，乃可为一朝之史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征百国宝书，是其义矣。若夫图经之用，乃是地理专门，按天官司会所掌书契版图。注，版谓户籍，图谓土地形象、田地广狭，即后世图经所由仿也。是方志之与图经，其体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辨其类，盖已久矣。
……知方志非地理专书，则山川、都里、坊表、名胜，皆当汇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宾主之义也。知方志为国史取裁，则人物当详子史传，而不可节录大略，艺文当详载书目，而不可类选诗文也。知方志为史部要删，则胥吏案牍，文士綺言，皆无所用，而体裁当规史法也。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然家谱有征，则县志取焉，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盖有取于家谱者矣，未闻取于县志，则荒略无稽，荐绅先生所难言也。
然其故实，始于误仿图经纂类之名目，此则不可不明辨也(《代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
盖国史与方志，本为同条共贯之书，不过一纪国家之事，一纪地方之事，范围有广狭之殊，而同属于史，则无疑义。第自来论者，多谓方志为专详地理之书，与章氏同时之戴震，即力持其义，曾谓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见章氏《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故隋、唐以来诸史之经籍、艺文等志，皆以方志之书入史部地理类。直至章氏，始辨析方志与图经之别，方志应如《吴越春秋》、《华阳国志》，为别史之一种，此可谓创通大义前无古人者矣。
余考章氏立论之精者，无过于《方志立三书议》，其略云：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者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考章氏此论，盖与上文六经皆史之说，记注与撰述之分，以及通史之倡导，皆有互相贯通之义。何以明之兹以六经皆史为原则，而六经即有撰述与记注之分，如《尚书》、《春秋》，则撰述也，“三礼”及《诗》，则记注也；再细分之，则“三礼”属于记注中之掌故一类，《诗》属于记注中之文征一类，是则方志之立三书，实原于六经皆史之旨矣。
章氏尝谓
古人之于名物器数，别有专书详之，撰史者不必求备，故所倡导之通史，必以合于撰述者为依归，而于掌故、文献二者，则述之不必太详，以别于史钞类纂，皆此旨也。且章氏之于方志，不仅坐而言之已也，如所撰《和州》、《亳州》、《永清》、《天门》诸志及《湖北通志》，皆能以其义例，实现于著述之中，可谓能实践其言矣。又有进于此者，章氏所撰诸志，纪传、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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