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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杨仲良-第489页
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自朝廷废黜大奸数人，而其余党，犹在要近，阴为之地，特未发耳。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飨，以尝试朝廷。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议，必有阴主其事者，是以上书逆折其奸锋，乞重赐行遣，以破小人之谋，因此党人尤加忿疾。其后又于经筵极论黄河不可回夺利害，且上疏争之，遂大失执政意。积此数事，恐别致祸患云云。伏望圣慈察臣至诚，特赐指挥执政检会累奏，只作亲嫌回避，早除一郡。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报国之心，死而后已!』庚辰，翰林学士承旨苏轼兼侍读。
六月丙午，诏苏轼撰《上清储祥宫碑》。
八月己丑，侍御史贾易言：『谨按：尚书右丞苏辙云云。其兄既立异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领，聊从窜斥，以厌众心。轼不自省循，益加放傲。既先帝厌代，轼则作诗自庆，曰：「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此身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书于扬州上方僧寺，自后播于四方。轼内不自安，则又增以别诗二首，撰诗板于彼，复倒其先后之句，题以「元丰八年五月一日作」，而语诸人曰：「我托人置田，书报已成，故作此诗。」且田极小事，而至「野花啼鸟亦欣然」哉?又先帝山陵未毕，人臣泣血，号慕正剧，轼以买田而欣跃如此，其义安在?谓此生无事，以年逢大有，亦有何说乎?是可谓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也。后于策题，又形讥毁，言者固常论之。又作《吕大防左仆射制》，犹更悖慢，其词曰：「民亦劳之，庶臻康靖之期。」识者闻之，为轼股慄。夫以熙宁、元丰之政，百官修职，庶事兴起。其间不幸兴利之臣希冀功赏，不无掊克，是乃治世之失，何至比于周厉王之时?《民劳》、《板》、《荡》之诗，刺其乱也。先朝行免役为良法，及陛下复行差役，轼则以免役为便民，至敢矫称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羡钱尽买天下负郭良田，以给役人。向使朝廷轻信而行之，则必召乱，赖言事者排其谬妄，圣明察见其倾邪，故斥其说而不用也。其在杭州，务以暴横立威，故决配税户颜章兄弟，皆无罪之人，今则渐蒙贷免矣。既而专为姑息，以邀小人之誉，兼设欺蔽，以窃忠荩之名。如累年灾伤不过一二分，轼则张大其言，以甚于熙宁七八年之患，比年饥馑疾疫，人之死亡者十有五六，岂有更甚于是者?又尝建言以兴修水利者，皆为虚妄无实。而自为奏请浚治西湖，乞赐度牒卖钱雇役，间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锸之类，虐使捍江厢卒筑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于公私并无利害。监司畏忌，无敢触其锋者，况敢检按其不法耶?今既召还，则盛引贪利小人相与创言。圣眷隆厚，必求外补，非首相不可留也。原轼、辙之心，必欲兄弟专国事，纳蜀人分据要路，复聚群小，俾害忠良，不亦怀险诐、覆邦家之渐乎?伏望圣慈鉴观用人得失，所系轻重，赫然发于睿断，特行斥免，天下幸甚!』辛卯，宰臣、执政于延和殿帘前具言易疏前后异同之语，退复具奏，言易不惟摇动朝廷政事，阴以中群怨之愤。乃诏与易外任，后旨以本官知寿州。
壬辰，诏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颍州。先是，御史中丞赵君锡言：『先帝上仙，轼作诗，台章乞正典刑。』侍御史贾易相继言之，易与轼皆得外补。君锡又言：『臣昨论苏轼于先帝上仙之初，作诗喜幸，乞正典刑。及贾易劾轼之罪，不可使之补外。事体至大，并未蒙施行。臣伏以前日蔡确之事，坐不言与救解，自宰臣以下，罢黜者凡八人，是朝廷深责臣子之背公死党，使天下明知无礼于君者，不可不急击而去之也。今贾易愤轼之负恩怀怨，首先弹劾，而言才出口，反蒙贬逐，岂非与前日行事大相违戾乎?盖蔡确无礼于太皇太后，与轼无礼先帝，其罪一也。确则流窜遐荒，轼则一切不问。太皇太后不行此事，将何以教天下之为母者?皇帝不行此事，将何以教天下之为子者?有臣怀悖逆之心，形容于言词如此，而朝廷不能亟正其罪，将何以教天下之为臣者?伏望二圣质以近事，早赐睿断，以解释天下之非议。』后数日，轼人见，言：『臣弟辙与臣言，赵君赐、贾易言臣于元丰八年五月一日题诗扬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仙之意。臣今省忆此诗，自有因依，合具述陈。臣于是岁三月六日，在南京闻先帝遗诏，举哀挂服了当，迤逦往常州。自是新经大变，臣子之心，孰不忧惧?至五月初间，因往扬州竹西寺，见百姓父老十数人，相与道旁语笑。其间一人以两手加额，云：「见说好个少年官家。」其言虽鄙俗不典，然臣实喜闻百姓讴歌吾君之子出于至诚。又是时臣初归耕常州，盖将老焉。而淮浙间所在丰熟，因作诗云：「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盖喜闻此语，故切记之于诗，书之当途僧舍壁上。若稍有不善之意，岂敢复书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时去先帝上仙已及两月，决非「山寺归来始闻」之语。事理明白，无人不知。而君锡等辄挟私情，公然诬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国法，所贵今后臣子不为仇人无故加以恶逆之罪。』从之。
轼于八月初八日始上此章，是日即以题诗事令轼具析。君锡亦以是日罢中丞，今并附初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