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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杨仲良-第488页
语言，巧加酝酿，谓之诽谤。未入试院，先言任意取文，虽圣主知臣无罪，然窃自惟，盖缘臣赋性刚拙，议论不随，而宠禄过分，地势亲迫，故致纷纭，亦理之当然也。臣只欲坚乞一郡，则是孤负圣知，上违恩旨。欲默而不乞，则是与台谏为敌，不避其锋，势必不安。今既未许请郡，臣亦不敢远去左右，只乞解罢学士，除臣一京师闲慢差遣，如秘书监、国子祭酒之类，或乞只经筵供职，庶免众人侧目，可以少安。』
四月辛巳，轼对于内东门小殿。既奉旨，太皇太后忽宣谕轼曰：『官家在此。』轼曰：『适已起居矣。』太皇太后曰：『有一事要问内翰：前年任何官职?』轼曰：『汝州团练副使。』曰：『今为何官?』曰：『臣备员翰林，充学士。』曰：『何以致此?』曰：『遭遇陛下。』曰：『不关老身事。』轼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关官家事。』轼曰：『岂大臣荐论耶?』曰：『亦不关大臣事也。』轼曰：『臣虽无状，必不别有干请。』曰：『久待要学士知此事：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筯看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皇帝忽时称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学士而上仙耳。』轼哭失声，太皇太后与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赐茶，曰：『内翰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知遇。』轼拜而出，撤金莲烛送归院。
十月已丑，翰林学士兼侍御苏轼言：『臣近以右臂不仁，两目昏暗，有失仪旷职之忧，坚乞一郡。伏蒙圣慈降诏不允，遣使存问，赐告养疾。恩礼之重，万死莫酬。然臣终未敢起就职事者，定亦有故。臣与故司马光虽贤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骤迁，在于人情，岂肯异论?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实以为未便，不免力争。而台谏诸人希合光意，以求进用。及光既殁，则又妄意陛下以为主光之言，结党横身，以排异论，有言不便，约共攻之。其后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禄与门下侍郎韩维争议刑名，欲守神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杀人。而谏官吕陶又论维专权用事[6]。臣本蜀人，与此两人，实是知旧，因此韩氏之党一例疾臣，指为川党。御史赵挺之在元丰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郎黄庭坚方监本州德安镇。挺之希合提举官杨景棻意，欲于本镇行市易法，而庭坚以谓镇小民贫，不堪诛求。公文来往，士人传笑。后挺之以大臣荐召试馆职，臣实对众言：「挺之聚敛小人，岂堪此选?」又挺之之妻父郭概为西蜀提刑时，本路提举官韩玠违法虐民，朝旨委概体量，而概附会隐庇。臣弟辙为谏官，劾奏其事。玠、概并行黜责。以此挺之疾臣，犹出死力。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语，发策草麻，皆谓之诽谤，未出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荐士，例加诬蔑，所言利害，不许相度。近日王觌言：胡宗愈指臣为党；孙觉言：丁隲云是臣亲家。臣与此两人有何干涉?而于意外巧搆曲成，以积臣罪，欲使臣挠推于十夫之手，而使陛下投杼三至之言。外廷之人，具晓此意。臣若不早去，必致倾危。伏望圣慈念臣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特赐指挥，检会前奏，早赐施行。』
四年三月丁亥，翰林学士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从轼请也。既踰月，轼言：『臣近以臂疾，坚乞一郡。已蒙圣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谓朝廷哀怜衰疾，许从私便。及出朝参，乃闻班列中纷然指言：近日台官论奏臣罪状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许臣补外。臣平生愚拙，罪戾固多，至于非义之事，自保必无。只因任中书舍人日，行吕惠卿等告词，极数其凶慝，而弟辙为谏官，深论蔡确等奸回。确与惠卿之党布列中外，共仇疾臣。今日复因臣言郓州教授周穜以小臣而为大奸，故党人共死力，搆造言语，无所不至。使臣诚有之，朝廷何惜窜逐，以示至公?若其无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暖昧之谤?伏望圣慈尽将台谏官章疏付有司，令尽理根治，依法施行。所贵天下晓然知臣有罪无罪，自有正法，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则虽死无所恨矣!』
四月癸卯，给事中赵君锡奏：『苏轼乞外任，遂除杭州，虽圣恩优渥，待轼不替，而中外之望，觖然解体。何者?轼之文追扳六经，蹈籍班、马，自成一家之言。国朝以来，惟杨亿、欧阳修数人而已。今轼飘然去国，则憸人奸党必谓朝廷稍厌直臣，奸臣且将乘隙，侵寻复进，实系消长之机。伏望收还轼所除新命，复留禁林，仍侍经幄，以成就太平之基。』
元祐六年正月丙戌，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苏轼为吏部尚书。
二月癸巳，龙图阁直学士、吏部尚书苏轼为翰林学士承旨，而苏辙除尚书右丞。辙言：『臣幼与兄轼同受业，先臣薄祜早孤，凡臣之官学，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与闻国政，而兄轼亦召还[7]，本除吏部尚书，复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兄轼文学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远慕古人举不避亲，只乞寝臣新命，得与兄轼同备从官，竭力图报，亦未必无补也。』不听。
五月丁丑，龙图阁直学士、前知杭州苏轼言：『臣始缘衙前差役利害，与孙永、傅尧俞、韩维争议，因亦与司马光异论。光不以此怒臣，而台谏诸人逆探光意，遂与臣为仇。臣又责疾程颐之奸，未常假以色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