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世同道。』又作《拟进士对御试策》。上以轼所对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轼材亦高，但所学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佚荡至此，请黜之。』曾公亮曰：『轼但异论耳，无可罪者。』它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何以不黜轼?岂为其材可惜乎?譬如调恶马，须减刍秣，加箠朴，使其贴服，乃可用。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且如轼辈，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
』
七月，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言：『应受诏特举官者，发奏日具所举官姓名报台，以凭审察。』（详见《御史门》）林希《野史》云：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会诏近侍举谏官，谢景温建言：凡被举官移台考核，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镇荐苏轼，景温即劾轼向丁父忧归蜀，往还多束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安石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按问水行及陆行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及梢工讯问卖盐，卒无其实。
眉州兵夫乃迎候新守，因送轼至京。既无以治轼，会轼请外，例当作州，折其资以为杭倅，卒不能害轼。士论无不薄景温云。
八月乙丑，司马光上殿，乞知许州，言迕王安石者如苏轼辈，皆毁其素履，中以危法（详见《论青苗法下》）。元丰二年七月己巳，御史中丞李定言：『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御史舒亶言：『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志义之士，无不愤惋。盖陛下发钱本以业贫民，则曰「贏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并上轼印行诗三卷。御史何正臣亦言；『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诏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时定乞选官参治，乃罢轼湖州，差职员追摄。既而上批，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追摄，又责不管别致疏虞状，其罢湖州朝旨，令差去官赍往。
十二月己未[1]，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苏轼责受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驸马都尉王诜追两官勒停，苏辙监筠州酒税务，正字王巩监宾州盐酒务[2]，令开封府差人押出门趣赴任。太子少师致仕张方平、知制诰李清臣罚铜三十斤，端明殿学士司马光、工部侍郎致仕范镇、知开封府钱藻、知审官东院陈襄、京东转运使刘攽、淮南西路提点刑狱李常、知福州孙觉、知亳州曾华、知河中府王汾、
知宗正丞刘挚、著作佐郎黄庭坚、卫尉寺丞戚秉道、正字吴琯、知考城县盛侨[3]、知滕县王安上、乐清县令周攽、监仁和县盐税杜子方[4]、监澶州酒税颜复、选人陈珪[5]、钱世雄各罚铜二十斤。初，御史台既以轼具狱上法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于是中丞李定言：『轼起于草野，垢贱之余，朝廷待以郎官、馆职，不为不厚。而乃怨未显用，张意纵言，讥讽时政。自熙宁以来，陛下所造法度悉以为非。古之议令者，独有死而无赦，况轼所著文字讪上惑众，岂徒议令之比?
乞特行废绝，以释天下之惑。』御史舒亶又言：『驸马都尉王诜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原情议罪，实不容诛。王诜、王巩、李清臣外，张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侨，盖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顾可置而不诛乎?』疏奏，轼等皆特责。狱事起，诜尝属辙密报轼，而辙不以告官，亦降黜焉。轼初下狱，方平及镇皆上书救之，不报。
朱本改墨本云：轼坐久不得进怨望，凡上所施为，皆作诗诋讪，无所不至。轼既下狱，众危之，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礼乘间进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按：轼文士，本以才自奋，谓位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中不能无觖望。今一旦致于法，恕后世谓不能容才。愿陛下无庸竟其狱。』上曰：『朕固不深谴，特欲伸言者路耳。行为卿贳之。』既而戒安礼曰：『第去，勿漏言。轼前贾怨于众，恐言者缘轼以害卿也。』始，安礼在殿庐见御史中丞李定，问轼安否状。
定曰：『轼与金陵相公论事不合，公幸毋营解，人将以为党。』至是归舍人院，遇谏官张璪，忿然作色曰：『公果救轼耶，何为诏趣其狱?』安礼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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