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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杨仲良-第341页
意。如两浙一路，户一百四十余万，率钱七千万缗而已。畿内十六万，而率钱亦十六万缗，是两浙所输，盖半于畿县。贾藩为县令，固当奉行条诏，差役之事有未便于民，法许其自陈。乃不肯受，使趋京师喧哗词诉，其意必有为也。至于差役之法，昨看详奏请出榜施行，皆开封府与司农被旨集议，皆天下所知。借使法有未善，而言者深论司农，未尝以一言及开封，开封于民事何所不与?民有所诉，斥而不受，此乃御史之所当言，而言未尝及也。自非内怀邪波之情，有所向背，则不当至。陛下方有大有为之心，固将举直措枉，以示天下，而左右耳目之士以利为害，以直为曲，以是为非，以有为无。臣恐有伤陛下之明，而害陛下之政也。御史，有言责者也。臣，有官守者也。御史之所论，臣之官守也。御史以言责言，臣以官守言，此臣之区区，所以守陛下之职不敢不尽也。』王安石以布所言进呈，上曰：『何如?』安石曰：『欲札与绘、挚，令分析。』冯京、王珪以为不当使分析。京又言：『刘挚近日别无文字。』上曰：『令分析，方是朝廷行遣。』京、珪曰：『恐复纷纷不安。』上曰：『待分析到更相度。』因言：『绘作富弼诰词云云（见《论青苗》），乃更称誉弼，殊不体朝廷意。』遂以布所言札与绘及刘挚，令分析以闻。
丁酉[2]，御史中丞杨绘具录前后论助役法四奏以自辩，且曰：『臣之情状，已具四奏。』御史刘挚又言：『臣近曾上言论助役之法其害有十。今奉圣旨，批送曾布札子条件诘难，令臣分析者。陛下以臣言为是耶，则事尽于前奏，可以覆视。陛下以臣为非耶，则贬黜之而已。虽使臣言之，亦不过所谓十害者，是以不复条陈。然至于臣等以职事为言则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农挟宠以护改作[3]，大臣误法以蔽聪听尔。因事献忠，敢一言之。今天下之势，陛下以为安耶?未安耶?治耶?未治耶?苟以为未安未治也，则以陛下之睿智，言动起居，躬蹈德礼，夙夜厉精，以清庶政，而天下未至于安治者，谁致之耶?陛下即位以来，注意责成，倚望以太平，而自以太平为己任，得君专政者是也。二三年间开阖动摇[4]，举天地之内，无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盖自青苗之议起，而天下始有聚敛之疑。青苗之议未允，而均输之法行；均输之法又方扰，而边鄙之谋动；边鄙之祸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兴。其间又求水利也，则劳民而无功；又求淤田也[5]，则费大而无效；又省并州县也，则诸路莫不强民以应令[6]。又起东西府地，则大困财力，禁门之侧，斧斤不绝者，将一年而未已。其议财也，则商贾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则下至于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贤人，事君行道，必驯致之有渐，持久而后成。至于施设，皆有次序。今数百事交举并作，欲以岁月变化天下，使者旁午，牵合于州县，小人挟附，佐佑于中外。至于轻用名器，混淆贤否，忠厚老成者摈之为无能，挟少儇辩者取之为可用；守道忧国者谓之流俗，败常凿民者谓之通变；能附己者，不次而进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招者，为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谋议，所以措置经画、除用进退，独与一属掾曾布者论定，然后落笔，同列预闻，乃在布后，致奔走乞丐者布门如市。虽然[7]，犹有系国家之体而大于此者。祖宗累朝之旧臣，则镌刻鄙弃，去者殆尽；百年之成法，则剗除废革，存者无几。陛下岂不怪天下所谓贤士大夫比岁相引而去凡几人?陛下亦常察此乎?去旧臣，则势位无轧己者，而权可保也；去异己者，则凡要路，皆可以用门下之人也。去旧法则曰：「今所以制御天下者，是己之所为。」而陛下必将久任，以听其伸缩也。』奏至，安石曰：『绘所奏前后反复，今并不分析布所言子几何以为私，蕃何以为公?且绘云当忠以报国，虽为臣引用，不敢以私害公。凡人之情为人所知，纵不能私，宜以平遇之。如绘所言，专为不平，此必有所坏也。』
王安石言杨绘，称：『虽臣引用，不敢以私。』绘奏并无此等，当考。绘为中丞在月癸酉。
于是诏绘落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为翰林侍读学士。又诏挚落馆阁校勘、监察御史里行，监衡州盐仓。后两日，以绘知郑州。
八月丁卯，屯田员外郎、知阳武县李琮权利州路转运判官。役法初下，琮处之有理，畿内敷钱独轻。邻县挝登闻鼓，愿视阳武县为比，故召对，擢用焉。
十月壬子朔，颁募役法。
旧纪云：壬子，诏差役弊民，其罢之，使民出钱，吏役立直募人。新纪云：壬子罢差役。今删润别如此书。
庚申[8]，利州路转运判官、屯田郎中鲜于侁权发遣转运副使[9]。初，诏诸路监司各定助役钱数，转运使李瑜欲定四十万，优以为本路民贫，二十万足矣。与瑜议不合，各具利害奏。上是侁议，因以为诸路率，仍罢瑜，而侁有是命。侍御史知杂事邓绾言：『利路役钱岁用九万六千六百余缗，而李瑜率三十三万缗有奇均役，本以裕民，而瑜乃务聚敛，积宽剩。提点刑狱周约亦同签书，乞重绌以警诸路。』瑜及约皆坐责，寻复之。绾又言：『司农寺法：灾伤第四等以下户应纳役钱，而饥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