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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杨仲良-第182页
上下如此，臣谓其无不济，但顾行之如何尔。况仲淹、弼是陛下特出圣意自选之人，初用之时，天下皆已相贺，然犹窃谓陛下既能选之，未知如何用之。及见近日特开天章，从容访问，亲写手诏，督责丁宁，然后中外喧然，既惊且喜。此二盛事，固已朝报京师，暮传四海，皆谓自来未曾如此责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2]，以待陛下用此二人，果有何能[3]，此二臣所报陛下，欲作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举，生民休戚系此一时。以此而言，则仲淹等不可不尽心展效，陛下亦宜立主张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专心锐志，不自懈怠，而中外大臣忧国同心，必不相忌。然臣所虑者，仲淹等所言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积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议之纷纭，而奸邪未去之人，须时有谗沮，若稍听之，则事不成矣。臣谓当此事初，尤须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当浮议奸谗，陛下亦须力拒，待其久而渐定，自可日见成功。伏望陛下圣慈留意，终始成之，则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此疏不得其时，今附见。
庆历四年四月，《朋党论》（见《富范等以朋党见谗》）。
五月壬戌朔，枢密副使韩琦已自陕西还，参知政事范仲淹并对于崇政殿，上四策（见《经略西夏》）。是日，琦与仲淹指陈于上前，数刻乃罢。
六月，琦、仲淹又奏陕西、河北画一利害事。富范等以朋党见谗
庆历四年四月戊戌，上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明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初，吕夷简罢相，夏竦受枢密使，复夺之，代以杜衍，同时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在二府，欧阳修等为谏官。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言进贤退奸之不易。奸，盖斥夏竦也。竦衔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衍、仲淹及修为党人。修乃作《朋党论》上之，曰：『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凯君子之朋。尧之时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谓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为聪明之圣主，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于是为党论者恶修，擅语其情状，至使内侍蓝元振上疏言：『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贤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苟以报谢当时歌詠之德。今一人私党止作十数，合五六人，门下党与，已无虑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递相提挈，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仇，何施不可?九重至深，万几至重，何由察知?』上终不之信也。
此一节恐在修进论前，更详之。
己亥，命右正言、知制诰欧阳修往河东议废麟州利害及晋州钱矾事。
六月壬子[4]，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始，范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陕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护边。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思望其功业，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议弗变。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