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若以行走时日而论，较西藏、新疆及蒙古等处犹为近便。此节极为紧要，于中华政务大有关系。去外国极近，乃从前未有之事。以前政体必须速为改正，始合现时形势。至强之国在侧，仍系从古圣贤所未意料之事；是以未留遗言，令后人遵办。惟中华最重之书，内有孔子所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现在中国治政将近于穷，不足妥办；政务必须变化，始能与时势相合。如中华能按孔子所言之意而行，不数年即可苏困。至所拟变化之节，如贵国秉政者心少有疑，或止而不行，或退步向后，二者均为不可；
必当与各国一齐前进，方为妥帖。如止而不行，譬如众人同行，一人落后，势必被众人揿按倒地，共为践蹋。向来交涉主见，愈疏愈妙；将来交涉主见，与前不同。非但两国友谊日敦，且中外民人交涉事多，亦必更加亲厚；此理秉政者不能置之不顾。各国欲使交谊日亲，而其所欲之事，力足得之。所议此节，使人乐闻，颇非容易。以上所论，有关贵国富足太平之道；如隐讳不言，殊非交厚之理。现在如何定见？内治、外交如何办理？将来中华成败全系乎此。
至强之外国在中华皆有事业，不能不力为保全，使其无害。常因地方不靖，且各省官员执意不肯遵约、京师亦不能速为饬令使之改行，以致此项事业时常受损；如不能速为设法将受损各节妥为改正，难免外国搀越，设法保护。外国有谚云：『久帐未能还清，即不能自主』。按照条约，洋人应得之益未能即得，则与中华欠外国帐目无异。如未能将此项帐目清还，遇有无论何国不能再忍，定限勒还、设法求保后来之事；中华似无法相拦。勒还之事，宝属自主之国应有之权。
倘遇何国欲如此勒还，他国虽不以为然，因而受害，亦无相阻之理。目今洋商所有亏累，贵国即应设法立为改正；将窒碍条约之处一体消除，以便防备所虑勒还之虞。中国民人或有心中不安之故，身家产业皆在内地，情甘俟事机渐次而佳；洋人与华民情形不同，恐各国意均不欲候之至久。中国地势辽阔，欲将各省吏治及陆路水路武备齐为修治，非暂时所能奏效。如各省平靖尚须时日，京师秉政者凡有饬谕各省之言，使其即刻遵办、不准违背条约各款，谅不难为；
而令各国欠有佩服之情，虽有总制之名而无其实。洋商受损之事，系各省地方官在各口以及内地于贸易任意抽收厘税；非但与条约各款不符，且与中华定例不合。厘税名目，有厘金、落地税等名甚多；是于条约所准之外，额外加增。所抽税银，自每百两七两以至每百两九十两之多；必须先纳此项重税，然后所运货物始能至内地用物者之手。此事经厦门英商详细具禀本大臣查阅，复将该货已纳之税及货名、税银数目一齐开单附送前来；业于八月初二日备文将禀词、货单等钞译，附送贵衙门查照矣。
此节当初系属违约任意加征，数年以来每岁增添，以致现时中外贸易萧索；非但华民无资度日，而洋商多遭亏本倒帐之害。明太祖有言：『弓太满，则必折』。其意喻管辖斯民者，如揿按百姓其势太过，百姓不能不作乱。该省为官之人，作事于此相类。生意贸易，乃系国帑之母；如贸易留难阻滞，不能畅行，国帑自有短绌。譬如田地被旱，成收歉薄，众皆受苦。如此项亏累尽归中华官民，外国自毋庸干预；惟洋商所受亏损亦属非轻，合银未易算清。因货物在内地往来，常有留难耽延情事，且关卡处处皆设，为数甚多；
便于贪利之官，任情勒索。又不准台湾地方英商装载米石、白糖、樟脑等货运往他处，亦不准洋船装载豆斤豆饼由牛庄、烟台运往上海；彼时仍准华船随意装运，因此洋商受损更多。此项货禁与条约不符，与京师饬文相背；而地方官执意两年之久。至台湾地方米禁是否开解？尚在未定；而包揽樟脑一事，仍旧准行。洋商欲领税票，或将洋货运往内地，或将货物运出海口，由内地自来河道来往，因有各项留难等事，将与旺之贸易变为衰败。所伸冤枉，皆系真实重大，有确据可凭。
地方官所为与条约相背，历经各口领事官备文向地方官请为妥办，又经本国历任大臣时常照会贵衙门；而地方官仍未改行；洋商贸易，两年以来无不亏损。其至富足之洋行资本原有数百万，至今尽行亏去。华商伸屈之言，亦与洋商相类。各项货物，即如茶叶、丝斤近年价值甚昂，而从中应余之项消归无有；买者卖者无不受亏，而税饷亦未见增长。此利果归何处？必系各处经手厘税大小众官入于私囊。洋商所亏豫行索赔之款，日益加多；
以海关收税帐簿查洋商每年卖买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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