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然福与我有交情，务劝其从中排解，成就原约。廷议责备甚多；若一动兵则失和，废约可惜。
同日寄钧署电
茹云：赫德示巴使之电颇妥，但不愿赫介绍；乞以撤兵旨径告谢使或由苞送，即可饬巴赴津，凡事易商。
二十三日接李相电
个、马电悉，已转总署。顷沪局电报：孤拔带所部大小兵船于廿二申正驶去，云往烟台或至闽马尾，有开衅之意；与来示法饬水军静候不符。巴尚在沪。敌情诡变，望再探示。
同日接李相电
顷接总署来电：『昨接谢使照会与尊电及丹崖微电所称，大意相同。本署复以「调回防兵系津约所载，法国若专为此条，中国现已撤兵，即可奏明按照前次照会一月后撤竣；并请明宣谕旨，为和好确据。若欲索偿及据地自取押、取赔款之说，显违津约第三条；中国当将此事始末及万难允此无名之费，布告各国照万国公法作为普鲁台司得，从缓理论。照请电达巴黎，并催巴使到津详议」等语。祈阁下转电丹崖，只可按照以上各节，力与辩争。此外，切勿轻许。
俟茹作何允复，迅即电闻』云。望即酌译送茹分晰辩论，电复。
二十四日致法外部函
今晨译送总署之复电内开：可准请旨宣明照约调回北圻防兵；若法国只须照津约办理，则应将索偿、押保两事作为罢论，中国决不肯认此两事也』。今中国国家颇愿俯如贵大臣所请，以表明和好之确据；但欲令中国相信照津约办理，即法国不必再提索偿、押保之事。本大臣已照贵部初十日之函告明中国云：『只待宣布谕旨后，即可将谅山案在津妥议』。而函尾又云：『仍须照西初九日函内请旨并索费之办法』；因此，总署又有今日之复电。
伏查总署与李中堂向未允福呢限期撤兵回界之说，此西六月初六及二十六日两日贵国所认为撤兵日期者，查得只有福呢临行交李中堂之一纸；据福呢云：当时福呢亦未书押，而中堂向未认为应照办之件。因当时已西五月十七日矣；撤兵之事，该处带兵大员尚有应办事宜，断不能赶于西六月初六及二十两日办竣也。福呢又云『纸尾开明中国兵届期未撤，法兵即可冲攻』；则是明知其未能即撤而姑令交锋开兵，有是理乎！福呢所交之纸并无李相回文，而贵国即执以为合同附件并指为简约第二条内应办之事；
总署亦未知贵国之欲执以为据，所以西五月二十贵部在议院宣词，本大臣亦不便据以转告总署。凡中国使臣，惟遇本国利益者应告于本国；此时本大臣未接津约全文，犹疑贵部所宣者另有确据，是以不便遽以电告总署也。总署专候巴得诺来商时请旨撤兵，因总署屡闻巴使不日可到津，一与商明，则退兵处永得安谧。此节，已经贵大臣明知为应办之事。故谅山之华兵未得朝旨，不便遽退，实非中国之错误。况此兵之久札谅山，法兵又无不周知者乎！试问津约既载明撤兵，倘和平商议，断无不撤之理；
即可免今日之事矣。以上所说，有各节确据；所以中国决不肯认背约、决不肯自认谅山之咎。深望贵部将以上情形，再赐详察。至于今晨面晤各语，顷已电告中国矣。
二十四日寄李相电
养电送茹，谢电亦到。茹因不认偿、又未宣旨，遂翻前允。苞与力辩两时许，始云『今四日内，倘宣旨并认偿，尚可派巴到津详议并减偿款。否则，孤已到福州，定先据之』。其意甚决。乞转总署。
二十四日与法外部茹相问答
已正二刻至外部，即见。坐定后，李大臣出所译李中堂电函之法文示之。
茹相阅良久，曰：『谢署使复电，大意亦相同。总理衙门允请旨而不请，先要说明不认赔款；今八天之限于二十日算起，现在只余四天。果皆不允，孤拔提督已到福州，将举事矣。夫请旨撤兵，系照津约应办之事；而赔款则津约中固载不索，今因谅山之役，法人不复相信，必须多屯水陆兵士船只一、二年，其费非轻，是因谅山之事另索赔款，非因翻背津约第三款重新再索也。至于总理衙门所云布告各国一节，法国亦无所惧。盖谅山之咎实在中国，贵使不见各国舆论佥不以中国为然乎』！
李大臣曰：『总署允请降旨撤兵，诚为欲保和局，照津约办理。然必须先与贵国说明不任谅山之咎，方可以安中国之心；则请旨撤兵，凡事易办。否则，和局既失，津约亦废；复何可先撤兵戎哉！按贵国所索赔款，因疑中国有背约之意；今总署屡次电函明剖，本大臣数次辨证，此疑亦可释矣。至于谅山之役，实因未曾允许限期撤兵；又因欲待巴使来议一切，非有意迟留寻衅，亦可以见。盖当时巴使已在途，人皆知其即日来津也。且中国查得谅山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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