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之人妄欲希赏，未尝听也。蕃使每到朝廷悖慢，则尚曰夷狄之人无礼，是其常事，固不之恤也。但只自谩吓，佯为包容，其实偷安，不为国家任责，画长久之远经，所以纵其奸谋【三五】，养成深患。是致宝元元年，元昊窃发，数载用兵，西人困穷，未有胜算。又至庆历二年，契丹观衅而动，嫚书上闻，中外仓皇，莫知为计。不免益以金帛，苟且一时之安。二边所以敢然者何？国家向来轻敌妄战，不为预备之所致也。
臣深见二敌为患，卒未宁息，西伐则北助，北静则西动，必欲举事，不难求衅。通和则坐享重币，交战则必破官军，叛而复和，孰敢不许？擒纵自在，去住无梗，两下牵制，困我中国，有何大害而不为边患？有何后悔而长守欢盟？渝盟扰边，我则遂困。不幸凶荒相继，盗贼中起，二敌所图，又甚大矣。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当以中国劲敌待之，庶几可御，岂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敌也？前既轻敌妄战，不为预备，致二敌连祸，为朝廷深忧，今又欲以苟安之势，遂为无事，二敌各获厚利，退而养勇，不数年相应而起，则无复以金帛可啖而盟谊可纳也。谨具守御策如左。
其守策：
一曰：河北三十六州军内沿边、次边北京、雄、霸、冀、祁、保、瀛、莫、沧、镇、定十一州，广信、安肃、顺安、信安、保宁、干宁、永宁七军，北平一寨，总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制敌寇而不使得深入。定为右臂，沧为左臂，瀛为腹心，北京为头角。此四城乃河朔之望也，余十五城为指爪支节，乃四城之所使也。定、瀛、沧各置一帅，北京置一大帅，余十五城分属定、瀛、沧三路，择善将守之。十九城都用兵三十万，定五万，瀛、沧各三万，镇二万，雄、霸、冀、保、广信、安肃各一万，祁、莫、顺安、信安、保宁、永宁、北平各五千【三六】，北京五万，为诸路救援。余二万分顿诸道，巡检游击兵。今无事时，河朔已有驻泊、屯驻、就粮兵十八万，本城五万，至用兵时，约增十万人，则战兵足矣。此三十万兵，非如景德年中闭门自守，皆使出而接战者也。当时守城不敢出，敌兵堂堂直抵澶渊，几至渡河，为京师患。今若使良将帅守十九城，分领三十万觽，左右出入，纵横救应，闪误逗诱，冲陷掩袭，臣虽至愚，未信敌骑敢长驱而南也。顷年大兵悉屯定州，然闭城不使出战者，盖恐一败涂地，无所救援，且防中渡之变也。今虽用三十万，然而分置十九城，左败则右救，纵失则横援，岂有昔时之虞邪？其外十七城不复蓄兵，只以本部乡军坚守，不使出战。
二曰：河朔州军长吏最宜得人，以备匈奴之变。自来都不选择，赃污不才、年老昏昧者，尽使为之。又移替不定，久者不过一二年，其间苟且之人，只是驱遣目前常事，其经久利害，自知不及其身，率皆不为。前后相承，积弊已甚。若不选人久任，以矫前失，则异日敌有变故，边城不守，浸淫深入，为患不细。其上件十九州岛军寨，在河朔尤为要害，内定、保、雄、霸、沧五州，广信、安肃、顺安、信安四军，近已得旨选人差定，见施行次。北京已有大臣，自余镇、冀、瀛、莫、祁五州，保定、干宁、永宁三军，北平一寨，亦乞差选长吏，并使久于其任。内绩效着闻，优与就迁秩禄及厚加锡赐，使乐于边计，无所怨苦，则悉心营职，自能久处。或廉勤可尚而才力不足者，罢之，与内地合入差遣。若故为乖慢因循，欲离边任，及有罪不可留而法不至死者，废之终身。如此，则人知祸福必及其身，孰能不勉？
三曰：除上件十九州岛军寨长吏选人久任外，其余大小文武官并十七州军长吏以下，并乞诏本路转运、提刑、安抚、部署、钤辖分擘举充【三七】，或委枢密院、三班、审官铨司选择，不许循入【三八】，并须三年一替。所贵上下得人，觽职皆举，用兵之际，有可供使，与夫临时外求，得失相万也。
四曰：屯兵备边，古今常制，所患者民赋有限，军食多阙，必须广为经度，始给用度【三九】。其间岁有凶歉，谋之不获，寇至益戍，常数不足，则暴敛横取，何所不至？民由是困，盗由是起，此历代所患也。河北自石晋失燕、蓟之险，无可固守，是以畜兵愈多，积粟愈厚。国朝踵之颇久，至景德讲和之后，兵备渐弛，粟亦随减。前年敌忽生变，虽与复和，而终非悠久之计，自此边衅已兆，未有宁岁，尤宜谨备御之策，使久而不匮。臣辄得养兵二条，其一条，据守边兵合留外，驻泊、屯驻、就粮诸军，分屯于河南郓、齐、济、濮等州，以教以养。况其地富实，不营而足。率二年一代，遇有警急，发符召之，不旬月可到，岂有后期不及者邪？所以略省河朔诛敛，以宽疲民，使之安逸苏息，坐待寇至而用，庶几师有余力，可以御敌。其二，缘大河州军起敖仓，支河南民税及漕江、淮粟，实屯近边兵马，每三岁一代，亦足以宽河朔乏困之民。二者可择一焉，或兼而用之亦善。不然，恐无事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