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敌之势。更因循度日，直候大寇入境，然后为谋，则河东一倾，危逼宗社。臣待罪两府，义当极论【二七】，不敢有隐，系圣断处之。」
始，范仲淹以忤吕夷简，放逐者数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为朋党。及陕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护边。及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摹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二八】，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议弗变。
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正传谓仲淹及弼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此当时髃小人谤仲淹及弼，故云尔。李清臣、蒲宗孟因而着之，未可信也。今略加删润，庶不失事实。正传但云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于上，会塞下有警，仲淹因与弼请行边。于是以仲淹宣抚陕西、河东。今据弼自叙札子，增以夏竦伪作书诏事。契丹与西界会兵讨呆儿族，亦据弼奏议，国史及仲淹墓志、神道碑皆不明言也。苏辙龙川别志云：范文正公笃于忠亮，虽喜功名，而不为朋党。早岁排吕申公，勇于立事，其徒因之矫枉过直，公亦不喜也。自睦州还朝，出领西事，恐申公不为之地，无以成功，乃为书自咎，解仇而去。后以参知政事，宣抚陕西，申公既老，居郑，相遇于途，文正身历中书，知事之难，有悔过之语。于是，申公欣然相与语终日。申公问：「何为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经制西事耳。」申公曰：「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文正为之愕然。故欧阳公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欢然相得【二九】，由此故也。后生不知，皆咎欧阳公。予见张公言【三○】，乃信之。按辙所志，未必尽可据，如言「经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便」，仲淹岂不知此？但当时自以谗谤可畏，不得不少避之，故仲淹及富弼皆求出使。其出使，固知必不久安于朝，非缘夷简之言，仲淹乃觉也。魏泰东轩杂记亦云，今并不取。
癸丑，诸军因战伤废停，不能自存，及死事之家孤老，月给米人三斗。
又诏因西事科配及拣乡兵逃移未复业者，所在招辑之。
甲寅，上谓辅臣曰：「方岁旱而飞蝗滋甚，百姓何罪而罹此！默祷上帝，愿归咎于眇躬。」章得象对曰：「臣等不能辅理宣化，致灾斯民，且贻陛下忧。今圣言及此，必有以上感天心矣。」五行志云：是岁，京师旱，飞蝗蔽天。
戊午，雨。
追封镇国节度使李继和为安国公，以其庙为安国庙。初，继和知镇戎军，创为城洫，又有威惠，吏民为立祠。及西贼入寇，庙中数有神光及夜闻甲马声，故特表异之。
枢密副使富弼言：「伏见朝廷以契丹发兵会元昊讨呆儿族，路出河东境外，疑其变诈，恐为河东之患，遂遣参知政事范仲淹宣抚，此陛下忧劳爱民之深也。仲淹闻命，夙夜在心，即乞于京师及陕西发兵马，调钱帛，为备御之策，此仲淹忠勤体国之至也。然以臣愚虑，或恐过之。何者？臣前岁奉使契丹，颇见情状；又自去岁至今日【三一】，见河北、河东探报契丹与呆儿族相持事宜，参验得实，契丹必不寇河东决矣。彼既不来，是不宜枉有调发，空成劳费。虽不入寇，然张虚声以困我，未必无心【三二】，今若劳费不悛，则正落贼计，亦为其窥见浅深【三三】，非策之得也。此臣但论今岁未必为患，若他时则非臣所知。他时虽欲背盟自逞，必寇河北，第以河东为掎角之地而已。伏乞陛下，更令范仲淹相度，且往河东照管，未宜调发。若将来河东却有契丹入寇，是臣有罔上误国大计之罪，乞加臣身。」时仲淹疑契丹入寇，欲大发兵为备，杜衍谓契丹必不来，兵不可妄出。仲淹争议帝前，诋衍语甚切。仲淹尝以父行事衍，衍不以为恨。既退，仲淹犹力争，韩琦曰：「若尔，则琦当请行，不须朝廷一人一骑。」仲淹怒，再求对，首奏琦语，然兵卒不发，仲淹亦不以为忤也。
先是，仲淹受命主西事，弼主北事。弼条上河北守御十二策曰：
国朝以兵得天下，震耀武威。太祖皇帝待北敌仅若一族，每与之战，未尝不克。太宗皇帝因亲征之耱，敌志遂骄，频年寇边，胜败相半。真宗皇帝嗣位之始，专用文德，于时旧兵宿将，往往沦没，敌骑深入【三四】，直抵澶渊，河朔大骚，乘舆北幸。于是讲金帛啖之之术，以结欢好。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搢绅虑患者，谓之迂□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敌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西北二敌，稔知朝廷作事如此之失也，于是阴相交结，乘虚有谋。边臣每奏敌中事宜，则曰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