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宣德郎蔡肇校勘黄本。（明年六月十三日出。）御史中丞李之纯复中大夫。国子司业赵挺之为京东路转运副使。（十五日黄庆基云云。）司封员外郎丁骘知宿州。（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为封外。）驾部员外郎胡宗炎提点京西刑狱。比部郎中孙亚夫为两浙转运副使。（自蔡肇至孙亚夫，皆从政目。惟亚夫，实录有之。）
乙酉，翰林学士兼侍讲范祖禹言：近令讲读官同将汉、唐正史内可以进读事迹进呈，按讲筵故事，讲官讲经，读官读史，若令同进读汉、唐史书，即是讲官兼读官之职，乞专令读官钞节进读。从之。
丁亥，诏礼官罢议合祭。（政目十一日事，合取四月丁巳诏详考之，今姑两存。）
罢广南东、西路铸折二钱。（实录十一日事，政目乃无此【二】。）
己丑，录京畿囚。（政目十一日事。）
辛卯，监察御史董敦逸、黄庆基皆罢，敦逸为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庆基为福建路转运判官。坐言尚书右丞苏辙、礼部尚书苏轼不当也。（新录既于十五日载二人罢御史，除运判，且略载吕大防、苏辙对上语矣，十六日又详载之，显是重复。今削去略语，但存二人除目。政目二人除运判在初四日。）
壬辰，三省同进呈董敦逸四状，言苏辙；黄庆基三状，言苏轼。吕大防奏曰：「敦逸言辙，应三省同签文字，皆以为辙之罪。」庆基言轼曰：
法者天下之平也，虽天子之尊不敢以喜怒而轻重，况于人臣乎？为人臣者苟欲废法以私恣喜怒，则上窃国柄，下贻民患，其祸非小也。按礼部尚书苏轼，天资凶险，不顾义理，言伪而辨，行僻而坚，故名足以惑觽，智足以饰非，所谓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贼者也。陛下擢之于罪废之中，寘之于侍从之列，出守大藩，固宜奉法循理，而乃专以喜怒之私，轻废朝廷之制。昨知颍州日，违法令都厅置簿拘收赏钱，不依条例，妄行费用。及失入丁真配罪，见系京西路提刑司按发取勘干系官吏。轼已移扬州，又入为兵部尚书矣，乃敢蓦越申陈，致朝廷徇其所请，将监司按发公事，指挥不得取勘，致令迁延该赦。考轼之意，特欲姑息小人，盖庇旧吏，以沮坏法令而已。轼前知杭州日，有百姓颜益、颜章，以受纳官不肯领绢，率觽人论诉，非有大过也，轼不遵法令，判令刺配。虽尝自劾，蒙朝廷放罪。而轼之所喜，虽监司按发公事，乃妄陈横议，令不得取勘；轼之所怒，虽所犯止于杖罪，乃判令刺配。此何道也？书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国。盖言威福之柄，惟人君可以专之也。轼为人臣，乃欲恣喜怒而出入人罪，原其不遵法令之意，盖有轻蔑朝廷之心，其不忠之罪大矣。
轼自进用以来，援引党与，分布权要，附丽者力与荐扬，违迕者公行排斥。昨荐王巩，既除宗正寺丞，又通判扬州，竟以不持行检败。近者荐林豫，自东排岸，不问资序，遂差知通利军。前者除张耒为著作郎，（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近者除晁补之为著作佐郎，（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皆轼力为援引，遂至于此。至如秦观，亦轼之门人也，素号獧薄，昨除秘书省正字，既用言者罢矣，犹不失为校对黄本书籍。是以奔竞之士，趋走其门者如市，惟知有轼，而不知有朝廷也。为人臣而招权植党，至于如此，其患岂小哉？近者高丽人使乞赐书籍，此乃祖宗朝故事，且屡尝赐书与之矣，轼乃拒违诏旨，极言不可。及都省批送礼部，令吏人上簿，固非重责也，轼乃盖庇吏人，力陈强辨，期必胜而后止。夫都省总领六曹，自有上下之分，岂有论事不当，尚敢力争？原其凌轹都省之意，乃有轻视朝廷之心，其不忠之罪，又可见矣。
轼在先朝，恣为歌诗，谤讪朝政【三】，有司推治，实迹具存。觽皆以为罪在必死，独先帝怜之，止从轻典，送黄州安置。先帝之于轼，可谓有再造之恩矣，虽天地父母，无以过之。轼不能感戴厚恩，而乃内怀怨望，二圣陛下临御之初，以轼为中书舍人，轼因行制诰，公然指斥先帝时事，略无忌惮，传播四方，士大夫读之，有识者为之痛心，有志者为之扼腕。考轼之意，特欲刺讥先帝，以摅平昔之愤尔。轼行李之纯除河北都转运使诰曰：「乃者役钱贷息之弊，民兵马政之劳，萃于北方。」又云：「河溢为灾，老幼奔走，流离道路，十年于此矣。呜呼！其孰能为朕劳来安集，使复其旧乎？」夫宣王承厉王之后，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安集之，故见于鸿雁之诗。先帝时，北方安得有老幼奔走，流离道路之事？谓缘役钱、贷息、民兵、马政，以致天灾，必待陛下然后能遣使以劳来安集，是以先帝方何代乎？乃以厉王之乱相拟也。轼行苏颂除刑部尚书诰云：「乃者法病于烦，官失其守，盗贼多有，狱市纷然。」夫先帝明慎用刑，哀矜庶狱，始复大理寺、刑部详定及三省点检狱案之制，安得法病于烦，官失其守？至于盗贼多有，狱市纷然，惟汉武帝时暴征远戍，于是盗贼竞起，至遣直指之使以督捕之。此乃可谓纷扰，先帝时何尝闻有此也？轼为此言，是以先帝方何代乎？乃以武帝之暴相拟也。轼行刘谊知韶州诰云：「尔昔为使者，亲见民病，尽言而不讳，阨穷而不悯，安知有今日之报乎？」夫刘谊得罪于先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