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审能以夏日至，盛礼备物，躬祀北郊，举千余年之坠典，此则三王之盛，复见于今矣，其谁敢以为不然。然臣等窃恐北郊之礼，未必亲行，徒崇空文，则天子长无亲祀地之礼，亦非圣情之所安也。伏请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埙将来亲行北郊之礼，则合祭可罢。」
临、祖禹又言：「窃以天地特祭，经有明文，然自汉以来，不行之千有余年矣。时异事变，不能尽同。先帝朝献景灵宫十一殿，一日而篃，陛下一岁乃篃，亦因时制宜，欲可行也。太祖建隆四年初郊，至元丰百二十年，已成一代之礼，惟元丰六年，用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议，遂迁皇地祇之位。先帝所以行之者决，欲亲祠北郊也。若先帝能力行之而陛下未能，犹当且复其旧，况先帝尚未行乎？设先帝已行，而复知其难，未必不改而从旧也。宋兴以来，太祖郊四，太宗郊五，真宗郊五，仁宗郊九，英宗郊一，神宗郊三，皆合祭。不合祭者，惟元丰六年一郊。而陛下他日果能行北郊之礼，然后罢合祭，未为失也。臣等不知今日欲亲祠北郊如之何而可也。一年再郊，此必不能，且夏至之日未易行也。减损北郊之仪，以就可行，是于父母有隆杀也。南北郊与明堂间祀，则南郊愈簄，亦未为得礼也。或六年或九年而一郊，此岂周礼乎？今近舍祖宗百余年已行之礼，而欲远复三代千余年不举之祭，守周礼为空文，虚地祇之大祭，失今不定，后必悔之。伏乞圜丘合祭，依熙宁十年典礼。」
吏部侍郎范纯礼、彭汝砺，户部侍郎范子奇，礼部侍郎曾肇，刑部侍郎王觌、丰稷，权知开封府韩宗道，枢密都承旨刘安世，中书舍人孔武仲、陈轩，太常少卿盛陶、宇文昌龄，侍御史杨畏，监察御史董敦逸、黄庆基，左司谏虞策，礼部郎中孙路、员外郎欧阳棐，太常丞韩治，博士朱彦、宋景年、阎才等二十二人议曰：「南郊合祭天地，不见于经。王者亲祠天，而地则阙焉，亦非典礼。神宗皇帝考按古谊，诏罢合祭。元丰六年，止祀昊天上帝于圜丘，配以太祖，又诏亲祠北郊如南郊仪，仍命有司修定仪注，则于承事神祇【四】，礼无违者。至于二郊之祭，或不并行，则有司摄事，亦自有典礼，合于周官大宗伯『王不与祭祀则摄位』之文。唯是北郊，先帝未及躬行，然诏旨明甚，所宜遵守，但当斟酌时宜，省繁文末节，则亲祠之礼无不可为。盖天地重祀尤当敬重，不宜数有废举。若昨罢合祭违悖经典，固须改正，既已合礼而又纷更，恐失朝廷尊事神祇之意。伏请并依先朝已得诏旨施行。」
武仲等又请以孟冬纯阴之月，诣北郊亲祠，如神州地祇之祭【五】。
权兵部侍郎杜纯议请于苑中设望祀位【六】，置爟火于坛所，俟躬祀南郊之岁，则夏至北郊上公摄事。每献，举爟火。
诏拜工部侍郎王钦臣议，宜如祖宗故事，并祭天地一次，申谢丕贶。
汝砺又言：「臣准敕与两制、尚书、侍郎等议南郊合祭事，是非盖未有定，犬马之诚，窃不自胜。尝恐缘诸儒一偏之说，紊国家莫大之礼、朝廷已行之命，辄殚悃愊，庶裨万一。臣闻礼者，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设之不当，犹不备也。故先王之郊于神明也，既祭之以礼，又求之以一类，其时日、牲币、器服、声音、颜色，无或非其类者。或非其类，谓之非礼，非礼之祭，鬼神不飨。此其言似迂远而难知，然其礼甚切至而必验。臣谨以一事明之，春为阳，故以正月迎于东郊，秋为阴，故以七月迎于西郊，圣人有作，莫之或改也。今使迎春则在西郊，而用秋之时，迎秋则在东郊，而用春之时，樵夫野叟犹怪以骇，而况于鬼神乎！天之与人非有异也，今因祭方泽也而合于圜丘，用夏至也而用冬至，盖何以异此。夫前日之议论非是，后日行之而不安，昔人盖有变之者矣。先帝钦若，承顺天心，罢黜邪说，是正太常，行之历年，中外禔福，圣作明述，神明欣惬。今何疑何恤而欲更之也？家人小祀，尚谨废举，天地重大，岂容轻议。臣闻之，神无常飨，飨于克诚；天无私亲，亲于有德。朝廷诚能富民阜财，明道崇义，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晏也粲也，则上帝是佑，而诸福之物皆可毕致。改命实非所愿，惟朝廷谨之，重之，反之，复之，务求至当，以称先帝所以尊奉神灵之意。
黄贴子称：「合祭议，臣等谓不可者二十二人，谓可者八人。扬子曰：『人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将谁使正之。曰：万物纷错则占诸天，觽言淆乱则折诸圣。在则人，亡则书。』周礼，圣之言也，合祭肇于汉末，其言不经。朝廷近制，考之方策，告之宗庙，行之天地，布之天下，以宪万世。或委圣言而从不经，不可也。先帝既改之，善矣。又欲变之，不可也。或曰：『亲祠未能，且从合祭可乎？』亲祠非不可行，以事而使摄焉，亦礼也。合祭不用而从非礼，不可也。夫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员；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今议祭而不从礼，议礼而不从经，则是非并起，终无所归宿。舍规矩而察方员，舍绳墨而观曲直，不可也。先帝留意经术，曲折皆有稽据，固非髃臣所能窥见高下小大，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明诏执事质于是非，无从一偏之论，决于大小无安顺从之说，如此，则是非可决而经正矣。」（五年五月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