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今大务，唯根本一事，而犹豫不决。惟祈圣心开悟，断而行之。」按拯此疏在嘉佑二年闰十二月，则至和之间，大议未定，可明者四也。仁祖末年，一日降出谏官司马光及知江州吕诲请建储章疏，琦屡以光奏进说，恳请甚力，遂定大计。故参知政事欧阳修论光云：「自仁宗至和服药之后，髃臣便以皇嗣为言，五六年间，言者虽多，而未有定议。最后，光以谏官极论其事，敷陈激切，感动主听，仁宗遂决不疑。」考修此言，则至和之间，大议未定，可明者五也。
按：谏官王陶乞仁宗遣亲信中人就第督英宗即赴宗正寺供职，其疏有云：「前日未经传命时，人人上言早建储嗣，今日与一宗正寺差遣，人人观望陛下风旨，不复肯言。何哉？非前日人忠，今日人不忠也。盖前日未有主名，泛为公言，而陛下不疑也。」以此考之，尧臣之时，决未敢有所主名，至和之间，大议未定，可明者六也。
尧臣辈言因枢府阙官，乞召韩琦充枢密使，以琦忠义，必能当此重事。此则不攻自破之语也。既云「上意已定」，又曰「谓无疑矣」，固当乘时决策，成之于手，何必引琦使成之？夫媢嫉者之情【二】，见他人所就，尚且夺之，况功在其手，可成于呼吸俛仰之间，而乃肯以属人乎？至和之间，大议未定，可明者七也。
琦自入为枢密使，即有建储之议，至为宰相，曲谢之日，首进札子，乞择宗室为嗣，其略曰：「如陛下已得其人，则望宣示中书、枢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按琦为宰相，去尧臣辈未甚远，傥前日已有定计，则因其进言，必有宣示，何缘尚历数年，请者百计而不闻一言哉？至和之间，大议未定，可明者八也。嘉佑末，琦请愈切，一日，仁宗发言曰：「朕有意多时，但未得其人。」因问琦宗室中谁可，琦曰：「宗室不与外人接，臣等何由知其人，此在陛下圣择耳。」仁宗曰：「宫中常养二子，小者近不慧，其大者今三十许岁矣。」琦曰：「其一人既陛下知其不慧，更不须论。」盖琦之意，欲专属英宗也。此自仁祖意有定，欧阳修时与琦同对，退而书之，今其家亲笔具在。至和之间，大议未定，可明者九也。
凡自皇佑至于嘉佑，中间臣子以皇嗣为请者，莫知其数，不可尽知也。如尧臣辈在辅弼之地，以此开导，亦其宜也。但其议纷纷，终无敢有所主名而请之者，直至嘉佑六年十月，琦辈进说，于是英宗为子之策，始定于君臣都俞之间矣。
臣等载惟人臣之于庙社大计，以言之为难乎，以成之为难乎？以属人为难乎，以己任为难乎？人为其易，琦为其难，庙社之功难忘也。同老上私藏之虚文，徼天下之实功，同时之人又助其攘，是可叹也。琦挺身危疑，援立圣嗣，以为宗庙社稷计，非以自为计也，非以为子孙计也。天下知之亦可，不知亦可，于琦诚心足以贯天地、列神明者，无所加损。而所惜者，朝廷信赏可以奇谋取，而不中于惩劝之义，忠贤勋烈可以单辞夺，而轻变于存亡之间，使真忠失意于九泉，公议乖望于四海。至于欧阳修以英伟之才、忠谅之节，与琦协心决定大策，其助最力，皆勋效显著，天下共知。二人既殁，众从其后攘而有之，岂不惜哉！
伏望圣慈特赐下诏，辨正是非，褒显琦及一时同列之功，使之明白，以慰士大夫之心。仍乞以臣等章付实录院照会考正，以成信史，诏之当世而无疑，垂之将来而不谬，非臣等之幸，天下之幸。
贴黄称：「陛下继明以来，如范镇、张述等止是曾于仁宗朝泛泛上章乞建储贰者，犹已被旌录，独琦手定大策，以成大勋，反为攘夺，未蒙辨正褒显，此于朝廷阙典之大者。」时元佑元年十月也。
挚、岩叟又言：
臣等去月十六日奏事延和殿，论韩琦等定策以立英宗，勋烈显著，近年为人掩夺其功，乞赐明辨。方惧僭冒，俯听罪诛，伏蒙圣慈开纳，宣示本末，不待臣言而自已晓然见是非之正。臣等退而感叹，因窃思念自至和已后，臣子以国本未建为言者，盖不可胜数，或泛乞早定储贰，或愿择宗室之贤者，至于请立谁何，有所主名，则万一无敢及之者。至嘉佑六年，琦与欧阳修辈用司马光疏日日叩请开导，引翼天意，感悟大义，始有主名，而英宗皇子之诏遂下矣。言之者虽多，而为之者琦也；忧之者虽众，而任其责者琦也。此四海之所共闻，天地祖宗所鉴照，而今日莫如太皇太后陛下之所详知也。
琦等有社稷之功，而不能自保于存殁之际。王同老为父贪功，上其私室所藏之文，引中书同列窃议之语，乃云至和已有定议。神宗以谓赏疑从予，恩宁过僭，于是进官录子，所以褒显之者倾动一时，而诏旨直谓嘉佑立子之诏，但宣至和已定之命而已。嗟夫！大忠元勋，移彼而就此，失所予夺矣。此公议之所以不服，而是非之际不可以不辨也。循迹考理，皆有证佐，臣已列九事，具之前疏。同老乘琦与同事执政皆亡，而慈圣光献皇后上仙之后，谓无有知其事，乃出而攘之，而不虞太皇太后陛下之知之也。
臣等区区，非为琦、修等家横冀恩泽，亦非欲追革同老等赏典，但乞降一诏书，辨正定策大功所在，布之天下，付之实录院，以昭信史，以伸公论，以慰士大夫之心，为万世忠义之劝，伏望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