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守邺城。汉说魏郡太守陈康曰：“上智处危以求安，中智因危以为功，下 愚安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都败乱，四方云扰，刘公所向辄平之，公所见也。谢尚书不量力，内与萧王违戾，外失河北之心，公所知也。 公据孤危之城，坚守自安，以待灭亡。义无所立，节无所成。不若开门内军，转祸为福，免下愚之危，收中智之功，此计之至者也。”于是陈康乃收刘庆及躬妻子， 开门内汉军。躬闻汉等至，将轻骑归，不知汉已得其城，与数百骑夜至邺。时汉在城外，彭在城中，开门内躬，胁将诣传斩之〔二〕。
〔一〕 陈璞曰：“时上尚脱‘躬’ 字。”据以补。
〔二〕 传，传舍，客馆也。
初，更始遣躬将马武等六将军，与世祖俱定河北。及王郎平，躬与世祖复俱（共）在邯郸中，〔分〕（不）居城内〔一〕。躬所领诸将多放纵，为百姓所 苦，躬不能整；又数与王违戾，常欲袭之，以为兵彊故止。然躬勤于吏事，每至所在，理冤结，决词讼，王常称之曰：“谢尚书，真吏也。”躬由此不自疑。躬妻子 尝诫之曰：“终为刘公所制焉！”
〔一〕 据范书吴汉传改。
马武字子张，南阳湖阳人。少时避怨绿林中，起随击甄阜、二公兵，故王常观引之。邯郸既平，王登台从容谓武曰：“吾得渔阳、上谷突骑，欲令将军主 之，何如？”武让不敢当，然归心于王。武既降，置之帐下，每飨诸将，武斟酌于前，自以新属也，甚卑恭，不敢与南阳时等，王善之。
冬十二月，赤眉西入关，更始定国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王刘均据河东〔一〕，丞相李松、大司马朱鲔据弘农拒之。王度长安必危，方忧山东，关 西未有所属，乃以邓禹为前将军，中分军西入关。以韩歆为军帅〔二〕，李文、程宪〔三〕、李春为祭酒，冯愔为积弩将军，樊崇为骁骑将军，宗歆为大将军 〔四〕，邓寻为建武将军，耿欣为赤眉将军，左于为军师〔将军〕〔五〕，戎士二万，王送邓禹于野王。
〔一〕 范书邓禹传作“抗威将军刘均”。诸书均无刘均封王之记载，袁纪恐误。
〔二〕 “军帅”当作“军师”。
〔三〕 范书邓禹传作“程虑”。
〔四〕 范书邓禹传宗歆作“车骑将军”。邓禹为前将军，宗歆为偏裨，不当有大将军名号，袁纪误。
〔五〕 将军二字据范书补。
王反而猎于道，见二人者即禽。王曰：“禽何向？”二人举手西指曰：“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王曰：“
苟有备，虎何患！”二人曰：“何大王之谬也！昔汤即桀于鸣条，而大城于亳，其备非不深也，武王即纣而杀之。故即人者，人亦即之，虽有重备，岂能有守乎？ ”王不自得，顾谓左右曰：“此隐者也。”将用之，乃不辞而俱去。
后汉光武皇帝纪三卷第三
建武元年（乙酉、二五）
春正月，邓禹攻安邑。
王匡、成丹、刘均等合兵十余万，共击禹。禹与战不利，骁骑将军樊崇临阵 死。会日暮，兵疲，韩歆及诸将见战败而敌盛，皆谏禹，欲夜去，禹不听。明且癸〔亥〕（丑），匡等以六甲穷日不出〔一〕，禹得益治兵。敕军中曰：“匡等虽 出，无妄动，令至营下乃击。 ”匡等悉至，禹鼓而并进，大破之，斩刘均、河东太守杨宝，遂定河东。禹承制拜军祭酒李文为太守，悉更置令镇抚之。
〔一〕 钮永建曰：“邓禹传‘癸丑 ’作‘癸亥’。按六甲穷日者，谓六十甲子之尽日也。十干始甲而终癸，十二支始子而终亥，范书是，纪文写误。”据以改。又按是年正月庚午朔，无癸丑日，亦无癸亥日，袁纪置此役于三月前似系二月事。然范书光武帝纪作六月事恐当以范书为是。
王击铜马于元氏〔一〕，使耿弇、吴汉将精兵在前，大破之。追至慎水北〔二〕，汉兵乘胜薄之，贼皆殊〔死〕战〔三〕，汉军大坏。王亲挥刃以御贼， 未交锋，耿弇射之，贼不得前。岸高不得上，王自投马下。值突骑王丰，丰以马授王，王抚丰肩曰：“几为贼所突。”马武在后，战甚用力，故贼不得进。军士奔散 者先保范阳，或言“
王已没矣”，军中恐惧，不知所为。吴汉曰：“王兄子在南阳，何忧！”有顷，王至，众乃复振。夜，贼引去，（王）退入渔阳〔四〕，破之。吴汉别追至右北平，斩首三千余级〔五〕。
〔一〕 钮永建曰：“按铜马已于前一年破灭，余众十余万悉降，无复遗类，故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此云击铜马，不可解。光武纪及耿弇、吴汉、马武 等传皆云光武北击尤来、大枪、五幡于元氏，不云击铜马，疑纪文有误。”按：河北诸义军，铜马最强，他军多以铜马之命是从。时铜马虽败没，余部尚存，并与五 幡、尤来、大枪诸军合兵并进。范书吴汉传载，建武二年，汉破铜马、五幡于新安，即可为证。又水经注亦曰：“光武追铜马、五幡，破之于顺水。”可见袁纪乃按 当时习惯，以铜马统称诸义军。钮说失考。
〔二〕 范书耿弇传亦作“慎水”，但光武纪作“顺水”。李贤曰：“郦元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