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用孙中山三字，缀为姓字，睹者大诧，谓无真伪两姓骈举为呼之理，然中山之名自此称。会俞明震以清廷命来检察革命党，炳麟及容皆就逮，而士钊得脱，则以明震之厚重之也。士钊既免于难，乃还长沙，随黄兴纠集三湘豪杰，创立华兴会。而联洪帮哥老会以举事，不成，士钊乃亡命日本，走江户。则顿悟党人不学无术而高谈革命，祸至无日，功罪必不相偿。渐谢兴不与交往，则发愤自力于学，而一刮磨少年喜事之习。自是欲以向学持世，而不肯以议论徇人。
一意孤行，积与世忤，蹶而不振，兆于此矣。于是黄兴以华兴会并入国父主持之兴中会，合组同盟会于日本之赤坂，中分八部，各司其局。而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信条。会众三百余人，举国父为总理。而士钊则谢不与，兴则固邀而避之一室，动之以情，劫之以势，非署名隶同盟会者不得出。于是者持两昼夜，未获当也。既而士钊之英，入伦敦大学，习政治经济之学。顾最喜者逻辑，又通古诸子名家言，耙栉梳理而观其通。
自是衡政论学，罔不衷于逻辑。黄花岗之败，志士骈首，而友人杨守仁同客英伦，闻之，发愤蹈海死。士钊索居黯然，感于诗人“秋雨梧桐”之意，遂易“青”为“秋”焉。其时北京《帝国日报》屡征士钊文，士钊则为英宪各论，皆署“秋桐”二字与之。辛亥八月，革命突起而共和肇造，推国父为临时大总统，奠都南京。然革命党人，所能依稀仿佛以涣然大号者，惟立国会、兴民权，廓然数名词耳。其中经纬万端及中西立国异同本义，殆无一人能言。士钊归自英伦，晤桃源宋教仁于游府西街。
教仁以能文善演说而为国父所倚重者也，则坦然相告曰；“子归乎！吾幸集子所言，以时考览而明宪政梗概。”出示一册，盖士钊投寄北京《帝国日报》英宪各论，剪裁装册也。于是士钊乃以明宪法，通政情，为革命党人所欲礼罗。吴敬恒、张继、于右任之徒，联翩相造，邀之人同盟会，士钊卒婉谢之。于右任方主《民立日报》，乃委己以听。《民立日报》者，同盟会之机关报也。梁启超尝持君主立宪以与同盟会牾，至是归国而惧不容，扬言于众曰：“吾夙昔言立宪者，手段也；
吾目的亦为革命。”同盟会不听，而操之益急。顾士钊习于英宪，持论不为赡徇，独谓：“政党政治之成功，在于党德。党德云者，即明认他党为合法团体，而听其并力经营于政治范围以内，以期相与确守政争之公平律也。凡一时代急激之论，一派独擅之以为名高，束缚驰骤，异议嗫嚅，垄断天下之舆论而君之，天下大事以定于一时；然理诎而不申，情郁以莫舒，乖戾过甚，卒亦大伤。凡所争执，隐之走入偏私，显之流于暴举。群序既不得平流而进，乃为事势之所必然。
十七世纪，英伦之政争记录，凡号为阴谋史或流血史，即以此也。且一党欲其党内之常新，亦岂利他党之消灭？盖失其对待，何党可言？他党力衰，而己党亦必至虫生而物腐也。”一本其平素所笃信而由衷者，质焉剂焉，持说侃侃，以此大韪于国人，然亦以此失同盟会欢。同盟会既改组为国民党，黄兴重邀隶籍，士钊又不许。国民党人大哗，诋为别有用意。士钊发愤弃去，则别出周报以畅欲言、抉政情，凌云健笔，语语为人所欲出而不得出。传诵万口，而署之曰“独立”，所以揭持论不为苟同之旨也。
袁世凯既为临时大总统，图专政，而欲藉途宪法以谋称制。既知士钊之通宪法，而闻其不得志于国民党也，招入见，馆之锡拉胡同，礼意稠迭，惟其所欲。所望于世钊者，宪法之主持也。顾世凯则以早起家事清提督吴长庆，因与其子保初过从雅故；而士钊则保初亲女夫，意可属大事也。促膝深谈，具悉所以为帝制者，其计井然，则大骇。宋教仁既见贼，士钊意自危，而尽弃其衣装仆从，孑然宵遁。既抵上海，造黄兴，方图举兵，士钊则袖出讨袁之檄。而与章炳麟先后之武昌，说黎元洪戮力。
元洪隐持两端，而二次革命之役猝起。于是国民党乃緟认士钊为政友。清前两广总督岑春萱亦起而声讨世凯以称大元帅，则以士钊为秘书。既不克，士钊亦被名捕，逃日本。知世凯不可与争锋，而欲藉文字以杀其焰，乃组《甲寅》杂志，以民国三年五月十日出版第一期。言不迫切，洞中奥会。国民党人既遁荒海外，而世凯务屏绝之不与同中国。于是士钊晓之以“政力向背论”、“政本论”。以谓：“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
昔在英儒奈端治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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