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而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畀以宽典。”而于是锷之心事乃大白，欲持军国主义以外御其侮，而不欲拥兵割据，以地方抗中央。志在尊主庇民，整军经武，鹰扬虎视，别有伟抱，岂曰师命惟听，而奉梁启超之一言以称兵者哉？特以所投非主，而不能以义全始终，赍志以殁，识者哀之。后人搜其文章言论，为《蔡松坡遗集》十二册。呜呼！《传》不云乎：“君择臣，臣亦择君。”虽共和之成，名义可以无君臣，而大业之建，事实不能无主佐。
蔡锷之治兵也，不肯拥兵割据以徇一时风气；然欲以尊重中央而无成功者，以所欲佐者袁世凯也。章士钊之治学也，亦不曲学阿世以徇一时凤气，然欲以整齐议士，裁饬学风而无成功者，以始所佐者岑春萱，而后所佐者段祺瑞也。二人者皆好学深思而知四国之为，其所持者是也。然所为择而欲以行其所持者，惜乎非其主也。惟蔡锷反兵以申大义，心迹分明；而章士钊拂时以负众诟，志事不白。此其中亦有幸不幸哉！
章士到，字行严，长沙人。少读书长沙东乡之老屋。前庭有桐树二，其中稚桐，皮青干直，而士钊月夕瞻对，油然爱生，诵白香山“一颗青桐子”之句，自号“青桐子”。二十一岁，负笈南京，进江南陆师学堂。长沙马晋羲方主讲国文、史地，以乡人子弟抚畜之。总办俞明震，名士擅学问，能奖掖后生，尤重士钊，而治校严。时则南阳公学大罢学，上海《苏报》特置《学界风潮》一栏，推波助澜，恣意鼓吹，士气骤动。中国学生之以罢学为当然，自《苏报》之倡也。
一时知名诸校，莫不有事，而陆师亦不免焉。士钊既以能文章弁冕多士，则何甘于不罢课而以示弱诸校。一日，毅然率同学三十余人，买舟之上海，求与所谓爱国学社者合，并心一往，百不之恤。三十余人者，校之良也。此曹一去，菁华已尽。俞明震知士钊为同学少年信赖，函劝不顾；马晋羲先生长者，垂涕而阻，亦目笑存之也。自以为壮志毅魄，呼啸风云，吞长江而涌歇潮矣。然三十余人由此失学者过半，或卒以惰废不自振。中年以后，士钊每为马晋羲道之，追悔无极，曰；
“罢学之于学生，有百悔而无一成，愚所及身亲验，昭哉可睹。”事在前清光绪二十八年也。方是之时，革命之说渐起，而国父之声名未著。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及善化秦巩黄之流，次第张之。巩黄掉臂绿林，潜踪女闾，自为风气，罕与士夫接。而炳麟、敬恒、元培，皆籍爱国学社。炳麟挟《驳康有为书》一册，沾沾自喜。而敬恒擅才辩，安恺第之演说，戏笑怒骂，四座尽靡。元培退然若不胜衣，与之言事，类有然诺而无讽示。士钊既罢学之上海，从诸公游，不可无以自见，独抵掌说军国民之义焉。
炳麟则大喜，以为得一奇士也。沧州张继、巴县邹容，则以劫取日本留学监督姚某之辫走上海，亦居爱国学社。继为无政府主义，而容著《革命军》一书，士钊则润泽之。初版签书“革命军”三字，乃士钊笔也。而容以序属炳麟。一日，炳麟携与张继及士钊同登酒楼，痛饮极酣，曰：“吾四人当为兄弟，僇力天下事。”炳麟年最长，自居为伯，而仲士钊，叔继，季容。自是士钊弟畜二人，而呼炳麟为兄也。容十九岁，年最幼，而气凌厉出士钊上，卒然问曰；
“大哥为《驳康有为书》，我为《革命军》，博泉为无政府主义，而子何有？”士钊则笑谢之而已。顾自内惭，乃据日本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为底本，成一小册子，颜曰《孙逸仙》，而自序于端曰：“孙逸仙，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之所同认。吾今著录此书，而标之曰‘孙逸仙’，岂不尚哉？而不然。孙逸仙者，非一氏之所私号，乃新中国发露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天相中国，则孙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
即无今之孙逸仙，吾知今日之孙逸仙之景与罔两，亦必照此幽幽之鬼域也。”其时天下固瞢然莫知国父之为谁何，而上海之与国父有旧者，独一秦巩黄，尤诵而心喜，为之序曰：“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孙文，不过广州湾一海盗也，而岂知有如行严所云者。举国熙熙皞皞，醉生梦死，彼独一人图祖国之光复，担人种之竞争。且欲导扬人权于专治之东洋，得非天诱其衷而锡之勇者乎！”炳麟则为题词曰：“索虏披昌乱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嗌。掩迹郑洪为民辟，四百兆民视此册。
”自是国父名著，播之文章而喧于士夫矣。时国父易名中山樵以避逻者，士钊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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