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而身与其妻食糠秕，恒经月不粒食，其自厉如此。然志意广大，欲通一经以整齐百家。始治《春秋》，未卒业，见方苞书，与己说无殊异，乃弃去治《易》，著书曰《周易观象》。既至新疆，陕西有李生者，抱其父所著《易》，走千里造谒军中，言曰：“吾父且死，属若干岁后，南方有郭君者至，可以畀矣。君岂其人耶？”承鎤阅书名乃与己同，大异之，而益喜自负。于是为缮写其书以刊，而更名己书曰《周易经传解》，苦思力索，每下一义，屡岁始定；
而自新疆归，未尽一月，毕上下《经》《大象》，自诧为有神助焉。
黄笃恂者，博观书传，而修洁有精识，尝以春秋士大夫达于治术而有文采，后世能兼之者，独贾谊、苏轼，慨然慕其为人。兄弟八人，咸有才器，而笃恂次居仲，褒衣博带，相与提衡今古，以为古昔圣贤言治备矣，而立国日益贫弱，乃综览中西之书，斟酌百家之说，著为论曰：“近古无百年之治者。近古之为治，无以禹墨为体，周孔为用者也。言夫其必以禹墨者，以其贵俭兼爱也；必以周孔者，以其敦礼明教也。由禹墨之道而不用周孔，则其弊也质胜文，所谓‘见俭之利而因以非礼’，‘推兼爱之道而不别亲疏’；
由周孔之道而不别禹墨，则其弊也文胜质，所谓‘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盖禹墨者，不敢一息弛其形；周孔者，不敢一息纵其心。不弛其形，不纵其心，庶政以修，百度以贞，而天下不治，治而不长久者，未之有也。弛其形，纵其心，上乐其欲，下同其风，纪纲废弛，内外交讧，而多其术以求富强，卒之富强不可治，而国愈困，民愈贫，【亻谗｜讠】焉不可终日矣。”又言：“为学之道，先之以绝流俗之心，次之以集义，终之以成务。”高瞻远瞩，而最早死，年二十二，士论惜之。
三人者，皆屏迹闾巷，声光暗然，而左调元、郭承鎤，尤穷窭不自活，正钧独喜诵说其言，以谓“岩穴之士，趋舍有时。王夫之著书，综贯天人，而遁世无闷，经二百余年，其书始出，而能读之者亦几人哉？太史公曰：‘士欲砥名立节，非附青云之士，恶能声施后世？’抑亦志士仁人之所悲也。若左调元、郭承鎤之属，其学行固皆有可称。”
正钧有《劬庵文稿》四卷、《诗稿》二卷、《官书拾存》四卷。
八 谭嗣同 蔡锷 章士钊
世穷欲变，当王为贵。谭嗣同、章士钊文章经国；蔡锷将略盖世。文武殊途，成败异变，而无不运会维新，志欲匡时。谭嗣同明于死生之故，变法不成，而杀身以殉所信。蔡锷力张军国之策，所投非主，而反兵以声大义。章士钊欲权新旧之宜，与时相劘，而丛诟以将没齿。呜呼！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苏轼不云乎：“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其中是非毁誉之故，亦监观得失之林也。吾于谭嗣同，而得处死之决焉；吾于蔡锷，而明择主之谊焉；
吾于章士钊，而知用晦之道焉。遂以终于篇。谭嗣同，字复生，浏阳人。父继洵，光绪初，以进士官户部员外郎，外擢甘肃巩秦阶道。历甘肃布政使，升任湖北巡抚。三子，嗣同次三。其乡人欧阳中鹄以举人会试留京，而继洵延馆其家，使受业焉。倜傥能文。自言：“少为桐城，刻意规之，出而识当世淹博之士，稍稍自恧。由是上溯秦汉，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沉博绝丽之文，子云所以独辽远也。昔侯方域少好骈文，壮而悔之以名其堂。嗣同亦既壮，所悔乃在此不在彼。
而所谓骈文，非排偶之谓，气息之谓也。子云抑有言：‘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处中外虎争，文无所用之日，丁盛衰互纽，膂力方刚之年，行并所侮者矣。”于是改字壮飞。弱娴技击，长弄弧矢。其父之官甘肃巩秦阶道，而嗣同往省。尝于隆冬朔雪，挟一骑兵，七昼夜驰一千六百里，岩谷阻深无人烟，载饥载渴。比达，髀肉尽脱，濡裤血殷，见者目不忍视，而嗣同神色洋洋。乃父所部防军，设酒馔，鼓吹陈百戏以相宴享，嗣同不喜也。独出驰生马，走山谷中，遇西北风作，沙石击人面如中弩，而嗣同不顾，臂鹰弯弓，从百十健儿，大呼驰疾，争先逐猛兽。
夜则支幕沙上，椎髻箕踞，掬黄羊血，杂雪而咽，拨琵琶引吭歌秦腔，欢呼达旦。既而出玉门关，谒新疆巡抚刘锦棠。于时方为驰骋不羁之文，讲南宋永康之学，抵掌而谈，奇策纷纭。自以究天之奥，握霸王之略也。自是往来于直隶、河南、陕西、甘肃、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等省，咨风土，结豪杰。而其父之巡抚湖北也，嗣同时以便道省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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