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因揽其山川形胜。一日，循视罗泽南洪山故垒，怃然有间，曰：“此绝地也。武昌处江汉之冲，江水南来，掠城西而北，折而东，汉水自西来会，湖陂溪泽，左右萦带。惟道洪山而东，陆路达咸宁、通山，以联湖南、江西之势，而为武昌之吭背。而逼城以峙，俯瞰则环城百里一览尽。昔洪秀全踞武昌，而罗忠节公驻军于此，然利于主而不利为客。盖山蜿蜒一线夹两水间，而无冈阜以为屏辅，使城贼潜军断其后，则援军阻水，而不战成擒矣。幸胡文忠公先据金口，而罗公既得洪山，益南攻贼垒以自达金口军；
于是犄角之势成。而武昌以南皆非贼有矣。然论武昌于今日，又非天下所必重。古之重武昌者，以其挈长江之要领也。今则中外互市，轮舟上下，而长江尽失其险。故武昌，譬则斗也，而其柄不在此。亦欲操其柄以斟酌海内，挹注八荒，必先以河南、陕西、四川、云贵、湖南、江西为根本，而以武昌为门户，合势并力以临驭长江之下流，然后东北诸行省恃以益重。嗟乎，古今之变亦已亟矣！余谓毋遽求其变也，先立天下之不变者，乃可以定天下之变尔。
”先是罗泽南率厉乡人以起湘勇，曾国藩、左宗棠因之，削平东南，威殚旁达，南至于海，西极天山。而湘中子弟睹父兄之成功，欲袭故迹以奋起功名。顾嗣同悄然叹曰：“湘军其衰矣。狃于积胜之势，士乃嚣然喜言兵事，人颇牧而冢孙吴，其朴拙坚苦之概，习俗沾溉，且日以趋于薄。读圣人书而芜其本图，以杀人为学，是何不仁之甚者乎！”既而走京师，谒乡先辈刘人熙而问业焉。始识永康之浅中弱植，俶闻张载之深思果力，而发之以王夫之之精义，幡然改图。
于是著《张子正蒙参两篇补注》。道之大原出于天也，王志，私淑船山之意也。乃进而求之六经，而欲以礼立体，以《易》观通，及治《春秋》以说例，一折衷于礼，而推本诸《易》以究天人古今之变，以谓“大《易》观象，变动不居，四象相宣，匪用其故。天以新为运，人以新为生，汤以日新为三省，孔以日新为盛德。方其机已勃兴于后，乃其情犹执滞于前，何异鸿鹄翔于万仞，而罗者视乎薮泽？则势常处于不及矣。智名勇功，儒者勿重，不必其卑狭也。
方其事之终成，即其害之始伏。何异日夜相代乎前，而藏舟自谓已固，则患且发于无方矣。此皆不新故也。早岁之盛强，晚岁必臻衰老；今日之神奇，明日即化朽腐。道限之以无穷，学造之以不已，庸讵有一例之可概、一德之可得乎？常怪‘善’岂一而已，择之何云‘固执’。俯仰寻思，因知固执乎此，将以更择乎彼。不能守者，固不足以言战；不能进者抑岂能常保不退耶？嗣同之纷扰，殆坐欲新而卒不能新，其故由性急而又不乐小成。不乐小成，是其所长；
性急，是其所短。性急，则欲速躐等，岂能深造而自有得？不得已，又顾而之他；又无所得，则又他；且失且徙，益徙益失。此其弊在不循其序，所以自纷自扰而无底止也。夫不已者，日新之本体；循序者，日新之实用。颇思以循序自敕，而以日进于不已。不已，则必不主故常而日新矣。”遂在浏阳设一学会。适南海康有为倡强学会于京师，多士风动。
嗣同千里造谒，而有为归广东，不得见，见其弟子新会梁启超，则导扬师说，而为述有为所发明《易》《春秋》之微言，穷《春秋》三世之义，阐《礼运》大同之治，而体《易》乾元统天之精，与嗣同平日所诵习契机，而益闻所未闻，则大感愤而欲措见诸行事。以父命就官知府，候补金陵。而石埭杨文会亦需次焉，博览佛典；嗣同时时往从之游，明心见性，而以反求诸己，自谓“作吏一年，无异入山。”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
舍度外人更无自度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圆性无碍。深造而有得，豁然贯通，能汇万法为一，能衍一法为万，无所罣碍，而以佛理印《易》理，以佛说“慈悲”证孔子言“仁”。佛说“悲智双修”与孔于“必仁且智”之义，如两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即世间，即出世间，无所谓净土。即人即我，无所谓众生。世界之外无净土，众生之外无我，故惟有舍身以救众生。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故即“智”即“仁”焉。即思救众生矣，则必有救之之条理，故孔子治《春秋》，为大同小康之制，千条万绪，皆为世界也，为众生也。因众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说法不同，而实法无不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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