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麻沙诸书坊虽是历经元季和明弘治十二年（1499）十二月初四日的二度大火，也未全然衰歇，更有后来崇化书坊的接踵而起。明嘉靖《建阳县志》：「建邑两坊，古称图书之府，今麻沙虽毁，崇化愈蕃。」[16]其所以如此，理由无它，流通业发达的缘故，有如胡氏前所曾言：「诸方所集者，每一当吴中二，道远故也。」[17]说明全国各地固然也有书籍的生产印制，但是产品在市场的贩卖价格上，成本之外加入了远程的运输费用，使其书价恰是吴中当地的一倍，自然缺乏了竞争力，无法和当地产销合一流通业发达的书坊比拟。
所以，《朱子文集、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云：「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18]凡此，说明了产品流通业的重要性。
（六）、知识产品的消费是书肆成立的第六要件：知识产品一旦出现在市场上，其消费诉求必须有适合的阶级对象，甚至还涉及到书本内容与阅读者的层级问题，否则便无固定的消费群众，也无设立此等生产业或服务业的必要。随着江南的开发及知识的普及，不但域内知识分子云集，南京一地更设有当时亚洲最大的学校，留学生来自四方[19]，需求书籍的数量自然增多；而一般家庭中不止男性能够拥有知识，即以女性及小孩也都具备一定水平以上的知识，这对知识的消费市场而言，无疑开拓了不少的领域。
透过今天的出土文物，《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十七种》及《金花女》小说戏剧刊本，居然在一位女性的坟墓中出现，使我们想象到死者生前若非嗜好此道，则其后代子孙断然不会视死如视生，以此作为陪葬礼品。其实，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也曾经拥有众多的女性读者[20]，至于叶盛的《水东日记》卷廿一〈小说戏文〉条：
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騃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21] 姜南《洗砚新录》云：
世之瞽者，或男或女，有学弹琵琶，演说古今小说，以觅衣食。北方最多，京师特盛，南京、杭州亦有之。[22]凡此，在在说明当时女性读者群的普及，则男性读者更不言而喻了。这等情形也非中国所独有，日本洒落本小说「枕草子」的读者群也是以妇孺为主要对象。在韩国情况，赵泰亿（公元1675～1727年）曾在《西周演义》跋语中言及他母亲阅读残卷一事。[23]而金万重（公元1637～1692年）《西浦漫笔》也说：
今所谓《三国志衍义》者，出于元罗贯中，壬辰后，盛行于我东，妇孺皆诵说。[24]可见韩国妇孺不只看他们本国作家写作的《西周演义》，连《三国演义》也都能够阅读，其影响结果之大，直让李德懋《士小节》发出如此的说法：谚翻传奇，不可耽看，废置家务，怠弃女红，至于与钱而贳之，沉惑不已，倾家者有之、、、、、。[25]玩物丧志，儒者的眼中总是用传统的道德观点加以批评。所以蔡济恭（公元1720～1799年）在为夫人吴氏翻译的《女四书》作序时说：「近世闺阁之竞，以为能事者，惟稗说是崇，日加月增，千百其种。
」[26]国外的女性读者群已是这般的普及，则男性读者群也当有过之而无不及了。许筠（公元1569～1618年）在《惺所覆瓿稿》收录《闲情录》中云：
甲寅、乙卯两年（1614～1615），因事赴帝都，斥家货购得书籍几四千余 卷。[27]
又说：
余得戏家说数十种，除《三国》《隋唐》外，而《两汉》齵晤，《齐魏》拙，《五代》《残唐》率，《北宋》略，许【《水浒》】则奸骗机巧，皆不足训，而着一人手，宜罗氏之三世哑也????。[28]可见他一出差到北京，收购图书是件重要大事，而明代刊刻的小说几乎都被收购齐全，也都阅读过了。国外读者群之消费实况如此，域内以汉语为母语的消费大众，其风靡更不在话下，也应该更普及和具有消费能力才是，因此，更富有市场经济规模的潜力绝对不成问题。
二、投资规模和经营型态
明代没有大型的资本企业家出现，因此从投资生产到销售的整个过程，没有出现大量的对外集资行为，也看不到巨额的资金投入生产行业中，一般的经营规模仅限于个人及家族间的组合，或者几位亲朋好友合聚资金的投资型态，经营的企业主要是家庭式的手工业。就以闽省的书坊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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