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在文学既成商品以后，从生产技术层面而言，必需受到雕版制作用的原木材料所制约。然而中原一带从早期的火耕，过度的开发，以及中国多子多孙，又无绝育的观念和技术之下，人口极度的膨胀，在在影响了大地的森林覆育和绿色植被。尤其位于北温带大陆干旱型气候的黄土高原或平地，植物的生长速度缓慢，严冬来临时为了保暖御寒，每每过度的砍伐森林。因此，华北一带实在没有多余的林木可供采伐作为雕版的原材料。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对着童山已有濯濯之叹；
而历代荒年，析门掘骨为爨及啃食树皮草根者，史书不绝，造成中国人除了天上的飞机，地上的坦克外，无物不食。历史上，各朝代都因水旱蝗灾，逼使流民到处觅食，而告终结政权即是不争的明显实例。所以中原一带几个富有文化重镇的古都，如唐以前的长安、洛阳、邺下等地，或宋以后的汴京、北京，实非适合雕版业设厂的理想地点。除了六朝以来开发的南京，南宋偏安的杭州，因为有过文化渊源，成为刻书中心外，反而是在周边而多丘陵的徽州、苏州及地处偏远的四川成都，或福建一带，才是书坊设置的重镇。
这些地方以海洋型气候为主，天气温暖，雨量丰沛，又多山丘荒野，原是树木竹林快速生长的有利条件，对于书坊设厂而言，也是原材料取得的绝佳条件。因此，唐宋以来早期印刷的发源地，敦煌文献中的刻本之一S.810号即题「西川剑南成都府樊赏家历」及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蜀大字本或冯道之刻经史载籍，即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证据，胡氏《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除了上则言论之外，又曾如是说：
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闽、楚、 滇、黔，则余间得其梓；秦、晋、川、洛，则余时友其人，旁诹历阅， 大概非四方比矣。、、、、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内舟车辐辏，筐篚走 趋，巨贾所携，故家之蓄，错出其间，故特盛于他处。第其直至重， 诸方所集者，每一当吴中二，道远故也。辇下所雕者，每一当越中三， 纸贵故也。[12]
远在北京生产的图书，因为纸贵的关系，使书籍价格高达越中的三倍，则竞争不过南方的书坊，自是不言可喻。所以《方舆胜览、建宁府》「书籍行四方」一则说：「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朱元晦〈嘉禾县学藏书记〉云：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而学于县之学者，乃以无书可读为恨。今知县事姚某始鬻书于市，上自六经，下集训传史记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13]绝对是一件合理的事实。
（四）、生产劳动力的取得是书肆成立的第四要件：有了工厂的设立，其各式工人的来源正是劳动生产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也是产品的成本价格和获得利润的重要因素，更是在市场竞争过程中生存的基本条件。诚如上述所论，福建一地的人口教育素质虽未臻极至，然而在五代以后，其普及程度并不亚于他方；尤其江南在繁盛的农业外，还有蚕丝副业可以独霸一方，不似福建的丘山处处，生活艰困，以至于四处谋生的外流人口在元明以后遍满台湾及东南亚、东北亚各地；
而留在本籍的人口，若非向海洋方向发展，就只有利用可以播种的有限耕地，至于闲置的妇人、童工，则只有另找其它的副业，用以谋生，贴补家计，此所以余象斗刻《古今韵会举要》时，利瓦伊桢序文提到的一个现象：「建阳故书肆，妇人女子咸工剞劂。」[14]而徐珂《清稗类钞》〈工艺类〉也提及女工极廉一事。[15]《豫章罗先生文集》也恰好点出了福建书坊林立的背景真相。
（五）、知识与产品的市场流通是书肆成立的第五要件：随着江南的开发后，永不冻结的顺畅水道和曲折岩岸，自然河汊处处，水深多港。所以，唐宋以来，随着海运的开通，扬州、南京、杭州、泉州诸交通商港，多设有市舶司收取货物税，而在输出的货品中，文化文学即是其中一项，直到明清，仍然如此。今天，日本宫内厅图书寮存藏的番号船舶的载货纪录，已经关西大学大庭修教授辑成《舶载书目》一书，恰好证明这一事实，其流通之广是华北或内地所无法比拟的。
纵使从木活字发展到铅铜活字的过程中，福建的刻书业仍然保有其一席地位，直到西洋传来了石印、铅印以及现代的印刷技术，版刻事业才逐渐褪去往昔一枝独秀的风光，而由接触西方频繁的沿海港口如广州、上海，或政经文化中心的北京等，所崛起而取代，成为新兴的文化重镇和文化商业要地。在此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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