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余氏家族经营书肆者几达三十余人，除余卲鱼、余象斗外，有署萃庆堂之余彰德、余长公、余泗泉，署自新斋之余良木、余绍崖、余允锡、余明吾、余文杰，另有余碧泉、余继泉、余应孔、余应灏、余应良、余应虬、余应鳌，以及远在南直隶的金陵余庆堂，如余思泉、余东泉及余昌宗等，还有以克勤斋为书坊的余自新及余明台等。[29]这种现象证明了余家子弟几乎以出版作为世传家业，有的是家族内的兄弟共同集资经营，有的是以子承父业的方式，
或者分门立户的经营型态，或独占、或同享书肆市场上的利润，在在说明了余氏家族经营书坊的努力，也证明了他们的子弟在建阳一地有限的市场中，为了避免过份恶质性竞争，于是远走金陵，开拓新的市场，虽然还未达到今日SEVENELEVEN或统一超级商店的规模，却已是家族企业间的连锁商店。纵使其经营型态各自独立，也是在血浓于血的亲情下，相互奥援。除了余家之外，如刘氏则有刘龙田、刘玉田，翠严精舍刘君佐及其子刘文寿等；宗文堂也有郑云斋世魁及郑云竹世豪、郑云林世容等，从字次排行，二人也应属于兄弟辈。
还有陈氏则有陈奇泉、陈昆泉等，二人若非兄弟也应该是父子关系。至于慎独斋刘氏则以刻书世代相传，剡兼通史学，宣德正统年（1426～1449）间，曾纂《少微宋》《少微元》二鉴，又纂尹氏发明以下数家入纲目，刘宽刻之。因此，宽与剡或为同族兄弟，宽则为刘洪之祖或曾祖。[30]以上所提到出版家，几乎是家族企业的经营型态，这也是中国企业迄今犹存在的生态模式。
也有一人在两地开设书坊者，如新安汪瑗之《楚辞集解》，在卷首空白扉页上则押有黑色方木戳牌记四行云：「本坊精选新旧足册／好板书籍，倘有残篇／短缺，认明兴贤堂书／铺唐少村旡误」下押「唐少桥」印记，不但说明唐少村与唐少桥为同人名号，并为金陵书坊及兴贤堂书铺的老板，而在两地开铺，似此情形非止一端。
三、市场经营状况
产品一旦出厂，必定在市场上流通，并任由消费者的意愿选择购买，也决定了产品的价格；而尽速变现，换取资金和获得利润，这是经营书坊者所追求的目标，两者互利而共生，也是市场上永不变更的法则。问题是消费也有其常态规律，其中包括消费群众外在的种种条件和内在心理的影响而决定。就以文化事业而言，并非人人都能完全消化与胃纳，纵使作品本身如何的通俗，毕竟不见得适应所有的文盲或饥寒度日的民众。
也因如此，其消费群众必都集中于都会区或城市内，并且还是有钱又有闲的读者群为主，农村或边疆地区消费得起的群众，除了地主之外，恐怕少之又少，此即胡氏《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所说的：
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瀚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31]这是书肆在燕中一带摆摊销售的情况，而且也非胡氏一人之见，如王锺翰也说：有明一代，京师鬻书，在旧刑部街之城隍庙、棋盘街、灯市三处，刻书则在宣武门内之铁匠营与西河沿两处，然皆不甚盛，盛在江南也，清初仍同于明。
[32]
以上两人谈到北京书肆的销售情况几乎大同小异，集中地则以城隍庙、灯市为中心，棋盘街是否在大明门之右，礼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则不敢断定，或者所指地方也该不远才是。这些书肆都以市区人口聚集处作为贩书据点，除了年中月日定期贸易外，尤其在会试举子之期，更是热闹滚滚，引来百货聚集。直到清朝中叶以后，才转移于庙寺中，因此王氏又云：
隆福寺书肆不知所自始，明代灯市口有书肆，月只三日，大抵雍干之 际始迁于寺。[33]
北京如此，南京又是如何？根据胡氏《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云：「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大学前。」[34]至于建阳一地，据明嘉靖《建阳县志》卷三云： 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笈。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 六日集。[35]
可见各地的经营模式及开市时间各有不同，除了固定的书肆外，也有一般非临时性的摆摊，并且带有早期的市集意味。因此，出版者都在刻书时，在书籍的牌记上刻印了自家的书肆地址，如：《新刊真楷大字全号搢绅便览》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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