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仍由中国自主。至长江则有条约明文，自不得援引此例。盖指长江原定各口及起卸各处也。此外则全由中国自主。或谓轮船行速载多，恐碍内地各处厘税及民船生计。鸿章业与商局酌议，如准赴不通商口岸揽载，内地厘税仍照民船一律稽征。如有包揽混骗情弊，照章罚办，或预与各处关卡议定画一办法，以归简易。至内江内河民船，自洋船畅行后，大半占夺废搁。又不系乎商轮之有无通滞矣。昨董御史条陈轮船折内，亦及此节，不为无见。
以上三层，多方设法，无非为维持商局，俾可经久，藉分洋商利权，以固华商心志，庶赀力厚而商股乐从，商股集而官本渐缴，从此远谟克展，他族回心，富强之效，应可立待。是否可行？伏乞卓裁迅速核夺示遵。再行会同南洋分别核奏。至于该局员等意见，即有未合，办事实皆奋勉。年来直、晋灾荒，赖商局轮船运济粮米拯救，即此一端，其裨益于国计民生，殊非浅鲜。惟华人少见多怪，凡创办一事，必有议其后者，多端指摘。若非钧处洞见症结，悉力保护，难保善举无中辍之时。
即如董御史折内所云：该局用人过滥，糜费过多，似亦未尽确实。鸿章等当随时加意整顿查核，以期亘相儆戒。
轮船招商局公议节略（附）
谨陈明招商局创设始末及公款积多，酌拟变通办理，并请推广办法节略。轮船招商局乃同治十一年李爵相奏准开设，专为自置轮船，协运漕粮，以补沙船之不足。各口揽载，以收回本国之利权起见，经先后札委浙江候补道朱其昂、候选道唐廷枢、徐润、直隶候补道盛宣怀、湖北候补道朱其诏，综理其事，即于是年由其昂领到天津练饷钱二十万串，先在上海、天津两处设局开办。同治十二年六月复位章程，综理者愿不取薪水，祗按生意每两内抽提五分，以作办公经费。
由是，广招商股，限以千股，每股收银五百两，计集股四十七万六千余两。先后置有五船。又在汉口、九江、镇江置有栈房、码头、趸船及在牛庄、烟台、宁波、福州、厦门、汕头、香港、广州、长崎、横滨、神户、吕宋、安南、星嘉坡、槟榔屿等处各设分局，经营一年，所得运漕揽载水脚，除亏折费用及练钱缴息外，尚余利一分有零。当经按股分派，刊刻第一年总帐布告，此乃招商局开办至同治十二、三年之大略情形也。
旋因江、浙漕米加增，各口客货拥挤，不得不添招新股，公议每股一百两，又定造并购买共添六船，乃新股尚未广招，台湾事起，海面不靖，多生观望之心。及台事已了，祗招得新股十万二千四百两，新旧股本及练饷钱合银七十三万九千余两，所有新旧轮船十一号及码头、栈房等，已经置本一百二十八万两之多，尚短银五十四万余两，均由局员挪借。幸是年生意颇佳，除费用及筹垫折息之外，尚有余利一分五厘，当经按股分派，刊刻第二年总帐布告。惟新旧轮船十一号，尽属海船，近年长江货物通行，局中并无江船，若专靠附局之洞庭等三小船转运，势难周全。
且是年有江广采办本色，由江达海运津之议，不得不筹置江船。因禀商署两江督宪刘、两湖督宪李、浙江抚宪杨，均荷顾全大局。湖北允置江海并用之汉广轮船一号，交局行走。两江由江宁木厘、浙江由塘工项下各拨银十万两，除江、浙拨款尚短十余万两，连上届统挪垫六十余万两之多，满望生意日盛，江海之利并收，股分多招，以免吃亏钱庄重利，岂料续招股分仅止招得八万余两，而滇案又起波澜，入股者虑海防有事，未能踊跃。
加之局开两年，局船已有十六号，规模日见恢宏，洋商遂生忌嫉，竟将各口水脚减去一半或七、八成，意欲藉滇案未了，牵累局船，遂其垄断之心。幸本局兢业为怀，官商联络，虽受此番折磨，通盘计之，尚有七厘之利。惟第三年总结有各钱庄借项及该各户存银共八十余万两，虽非长年筹垫，而银息已付至九万一千余两，除付庄利官息外，股息尚不足五厘。因恐各商解体，仍照一分垫发，俟下届如有余利，弥补提还。李爵相洞鉴艰难，上年秋间即拨海防支应银十万两、直隶练饷十万两、粮台十万两、保定练饷五万两，均按照八厘息。
又东海关筹银十万两，有此巨款，已免吃亏庄利。旗昌与局力争一年，暗亏已重。又见局本已充，争挤无益，故有归并之议。计旗昌之江船九号、海船七号、驳货轮船二号、趸船七号、船澳一处、上海栈房码头四处，另汉口、镇江、九江、天津四口洋屋、栈房、码头及所存之物料，一切核实折价二百二十二万两，禀恳两江督宪，蒙以归并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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