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吴敬恒、黄中央等或避西洋或至日本。先生则往青岛，而章炳麟、邹容则就逮，狱决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学社遂解散。惟女校由会员维持得存。未几，先生复由青岛返，会俄人占据东三省之谋益显，先生组织对俄同志会、创《俄事警闻日报》以警告国人。日俄战争既起，则改《俄事警闻》曰《警钟》，改对俄同志会为秘密结社，名“光复会”，今所谓光复派者是也。甲辰夏，先生复主持爱国女学校校务。乙巳，往北京，主译学馆讲席。
先生自青岛归时，恒每月入狱存问章邹二人。邹容死于狱，先生又密集同志为营葬于华泾，立碣于上曰：“邹君之墓”。丁未先生往德意志留学，盖向者在青岛及北京，时已预习德语，至德后逾年，即入大学修美学，仍以译著自给。自先生之游学于德，于今五载矣。会民国军起，乃忽返国。既返，则往来于宁沪浙之间，参与大事。临时政府成立，遂任今职。余于壬寅之秋，赴中国教育会，始与先生相见。癸卯春，率妻子至海上，置妻于女学；置子于男学而助君理校务，亦以译著自给。
君之办女学也，不规规乎普通科目而在意制造虚无党，而又夙抱社会主义，顾不轻以语人。盖壬癸之间，知革命主义者尚鲜，至社会主义则未经人道。偶有一二留学生道及之类，皆不矜细行，为世诟病。先生尝语余曰：“夫惟于交际之间，一介不苟者，夫然后可以言‘共产’，夫惟男女之间一毫不苟者，夫然后可以破夫妇之界限，社会主义固在此，不在彼也。”先生平居休休，然终日无疾。言遽色，余性褊急，愤世嫉俗，自与先生日夕相处，而气质为之一变。
然先生之处世，长于知君子而短于知小人，故谋事往往多失败。又尝告余曰：“吾人适于治学，不适于办事。我不负人，人或负我，所以灰心，然而竟不能灰，奈何？”先生绝无耳目四肢之嗜好。至德国后，即持素食，不事家人生产，恒尽力社会事业，而忘其家，并忘其身。时至贫乏不克自存。戚友知之，或贷以金，则称量其所需而受，不肯苟取也。嗟乎！自壬癸以来，十年之间，世事之变迁于今为烈。革命之豪杰既遭挫折，中途改节者吾见亦多矣。余性愚拙，又多疾病，遂不乐与世之豪杰相周旋。
而惟志先生之志，扶持其手，则之爱国女学校于勿替，亦云隘矣。然十年之间，志先生之志未敢稍变，其节至又未尝不自信也。夫世界幻象也，吾之形骸幻象中之一物也。而常有植大至善之物，随有生以俱来，所谓“真我”是也。惟能修养精神以见真我者，斯能无人。我相故功成而，我不必居名成，而我不必享无我无功无名，斯能实践社会主义，若而人者其于世之自命豪杰汲汲焉。攘窃功名以自快，一日之私者何如哉！夫能无我无功无名而实践社会主义者，微先生又谁与归？
◎裕朗西女儿之革命谈
西人有辉脱者，裕朗西之女婿也。其妻名德琳，少受西方教育，故不愿嫁满人而嫁西人。德琳女身处满洲宫庭凡二年，有英文新著名曰《宫禁二年记》甫出版，有“洛阳纸贵”之誉。女之父名裕庚，字朗西，曾仕清为法国公使、兵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满人中之佼佼者也。辛亥冬，有西国女士哈兰曾亲访裕女，问德琳满朝之所以衰亡与满宫廷之情状，彼皆历历言之，因译其问答之辞如下：问：“满朝之亡，其原因可得闻乎？”
答曰：“言之甚长，祸之潜伏甚久。特北京人士鲜有知者，吾处则早知之。吾父于日清战争后曾豫言曰：‘不出十年或十五年，中国必有大革命，满洲人将从此已矣，但及早改良政治犹可为力。否则，无及矣。’临时，满洲人锢蔽特甚。吾父虽欲进言而不能。西太后尤顽固，誓不愿生前有变法之事。吾侪所希望者以为光绪复立或有新政。然早知西太后死后，光绪无独活之理。满洲宫庭之事，固多不可思议者，但言之太长，不能尽述也。中国本称古国，夙称守旧。
苟有改革，则必有不便于己者出而沮挠。今则世界又一变矣。留学归国者日见其多，彼曹亲沐西方之文明自由，故欲绍介于中国，遂不得已，而有革命之事，吾固甚表同情，以个人意见言，吾亦赞成革命。吾最恶中国旧俗，但吾家已较进步，在满洲人之家更觉绝无。仅有吾父夙有志于改革。吾四五岁时，仿佛犹记其言论，少长即令吾辈学习英文，尔时吾家居沙市，吾父令吾辈就学于教会学堂，闻者皆不以为然，目为卖国奴，或目为叛逆。然彼毅然不顾，卒安心就学。
尔时政治腐败达于极点。用人失当，政以贿成，各种要职如督抚、司道等皆以货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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