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况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
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历代以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不知文章著作之事，所以信今传后。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
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愈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公，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郅隆之治。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则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其为人心世道之害，可胜言哉？
况若逆贼吕留良等，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经大法，概为置而不言。而更凿空妄撰，凭虚横议，以无影无响之谈，为惑世诬民之具，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此其诞幻诗张，诳人听闻，诚乃千古之罪人。所谓民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不待教而诛者也，非止获罪于我国家而已。此等忄佥邪之人，胸怀思乱之心，妄冀侥幸于万一，曾未通观古今大势。凡首先倡乱之人，无不身膏斧顿，遗臭万年。夫以天下国家之巩固，岂乌合鼠窜之辈，所能轻言动摇？
即当世运式微之时，其首乱之人，历观史册，从无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以至元末之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一时跳梁，究竟旋为灰烬。而唐宋中叶之时，其草窃之辈，接踵迭迹，亦同归于尽。总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徒自取诛戮，为万古之罪人而已。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阙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
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亿万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上之念，无庸再为剖示宣谕。但忄佥邪昏乱之小人，如吕留良等胸怀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数贼也。因颁此旨，特加训谕。若平曰稍有存此心者，当问天扪心，各发天良，详细自思之。朕之详悉剖示者，非好辩也。古昔人心醇朴，是以尧舜之时。
都俞吁啷，其词甚简。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渐不如前，故殷盘周诰。所以诰诫臣民者，往复周详，肫诚剀切，始能去其锢蔽，觉其愚蒙，此古今时势之不得不然者。每见阴险小人，为大义所折，理屈词穷，则借圣人之言，以巧为诋毁曰：“是故恶夫佞。”不知孔子之以子路为佞，因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之语而发。盖以无理之论，而欲强胜于人，则谓之佞，所谓御人以口给也。若遇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逆，背理惑世诬民之贼，而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曰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至遭天谴而罹国法。
此乃为世道人心计，岂可以谓之佞乎？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著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
丁未怡亲王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遵旨，讯问曾静、张熙，照大逆不道律，即行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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