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云：韦苏州少时以三卫郎事元宗，豪纵不羁。奈因记《唐宋遗史》云：应物赴杜鸿渐宴，醉宿驿亭，见二佳人在侧，惊问之。对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因令二乐妓侍寝。”问：“记得诗否”一妓强记，乃诵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间事，恼乱苏州刺史肠。”观此，则应物豪纵不羁之性，暮年犹在也。子苍又云：余观韦苏州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扫地焚香而坐。此是韦集后王敛臣所作序载《国史补》之语，但恐溢美耳。
与时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国史补》之说固未可信，又安知《唐宋遗史》为得其实乎此未可臆断也。
●卷十
臧哀伯云：“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义士即多士，所 谓迁殷顽民者也。由周而言，则为顽民，由商而论，则为义士矣。此说近世陈同 甫始发之，杜预谓伯夷之属，非也。
《礼》曰：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惟贤者能之。又曰：其先祖无美而称之，是诬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不传，弗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碑志、行状之法具于是矣。若无美而必欲谀墓，有恶而饰以为美，卑官下士犹足以诳不知之人，仕稍通显，则其善恶已著于人之耳目，何可诬也。莫俦靖康末所为，虽三尺童子亦恨不诛之。
而孙仲益尚书志其墓，顾谓：靖康之变，台谏争请和戎，皆斥废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言，乘险徼幸试之一掷，卒至误国。高宗狩维扬，移跸临安，国步阽危至此极矣。而进取之士终以和戎为讳。此翰林莫公所以投闲置散，至于老死不用。斯言也，不几于欺天乎及作《韩忠武志》，则又以岳武穆为跋扈，而与范琼同称善恶，复混淆矣。岳之祸承权臣风旨，而诬以不臣者，万俟、忠靖罗彦济也。洪文惠志罗墓不书此事，正得称美不称恶之义，而仲益志万俟，则显书之何哉张子韶侍郎学问气节，表表一世，参禅学佛，与其平生自不相掩。
张亦未尝以此为讳。其从子作家传，欲为文饰，乃谓张有学说。云释老虚无，耳不可有闻，目不可有见，则是静言庸违，张必不然。余独喜李文简志赵待制墓，既历叙其在蜀理财治赋之功，且谓为当时第一。继云：或者咎公竭泽而渔，使来者无所施其智巧，今虽累经蠲放，而害终不去，当时稍存平恕，则今日之害决不至此。呜呼！此所谓责人终无已者也。然公亦不得不任其咎者。昔苏绰在西魏佐周武帝，以国用不足为征税之法颇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
后之君子，谁能弛乎”绰子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及相隋文帝，奏减赋役，务从轻简，帝悉从之。彼苏威顾能曾谓：“今日无若苏威者乎”此焘深所叹息。详记之以俟来世。又南轩作《宇文阆州志》，谓初君以二父世科为念，刻苦习进士业，为进士者多推称之，两以锁厅试类省，辄下，益力，后虽已领州符，犹不置，盖终其身以是为歉。┉尝以谓：“自先王教胄子之法坏，大家世族不得尽成其材，其下者苟从禄利，不乐亲文墨事，至其间读书欲自表见者，则又屑其世禄，顾反以从进士觅举得之为荣。
噫！昔之人所望于胄子者，岂为是哉若君居家孝友，莅官廉平，温厚博雅于以进德，孰能御之顾区区犹以是为歉何哉二公之作，盖又因以立言垂世，不特铭墓而已。若《李茂嘉墓志》谓明受赦，至建康吕忠穆怡然自若。时李为江东副漕，以言责之，未行，而张忠献檄书至。尽与诸家记事之书不合。则熊子复小历李氏《系年要录》已有疑于仲益之言矣。蔡伯喈曰：“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
”后之秉笔者，亦能自讼如此否乎
绍圣四年，殿试考官得胡安国之策，定为第一。将唱名，宰执恶其不诋元。而何昌言策云：“元臣僚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恩。”擢为首选。方天若策云：“当是时，鹤发宵人棋布要路，今家财犹未籍没，子孙犹未禁锢。”遂次之。又欲以章子为第三，哲宗命再读安国策，亲擢为第三。昌言，新淦人，仕至工部侍郎。张邦昌之僭，昌言为事务官，既又改名善言，以避邦昌名。南都中兴，昌言已死，遂追贬。观其进身，可以占终矣。
唐《小说辨疑志》载明皇时姜抚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常著道士衣冠，自云 年已数百岁，持符录，兼有长年之药、度世之术。有荆岩者，颇通《南北史》， 问抚何朝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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