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于仕坎禀，其身儿陷入于深文。虽祸福决非公之所计，而士君子之出处，斯亦难矣。惟圣人备道全美，信夫！文忠犹及文公之时，时党禁，莫之敢见。文忠已中乙科，以妇翁杨公圭勉之同谒乡守傅伯寿，尽传公之业，未几中选，故不及门云，惜哉！○考异刘德秀仲洪为桂阳教官，考校长沙回，至衡山，遇湖南抚干曾撙节夫（原注：南丰人）亦自零陵考校回。曾，晦翁上足而刘之素厚善者也。同宿旅邸，相得甚欢。刘谓曾曰：“仓司下半年文字，闻君已觅之，信否？
”曰：“不然。撙平生不就人求荐。”刘再三叩之，曾甚言所守端确，未尝屈节于人。刘曰：“然则某欲得之，可乎？”曰：“君自取之，何与吾事？”刘至衡阳以告仓属（一作“仓司”，似误），仓属曰：“长官已许曾节夫矣。”刘曰：“昨遇之于途，而曰未尝觅文字于人。”仓属曰：“不然。曾书可覆也。”取以示之，则词极卑敬，无非乞怜之语。刘太息而去，曰：“此所以为道学也欤！”及刘为大理司直，会治山陵于绍兴，朝议或欲他徙。丞相留公正会朝士议于其第，刘亦往焉。
是早至相府，则太常少卿詹体仁元善、国子司业叶适正则先至矣。詹、叶亦晦翁之徒，而刘之同年也。二人方并席交谈，攘臂笑语，刘至，颜色顿异。刘即揖之，叙寒温，叶犹道即日等数语，至詹则长揖而已。揖罢，二人离席默坐，凛然不可犯，刘知二人之不吾顾也，亦移席别坐。须臾，留相出，詹、叶相颐，厉声而前（一作“起”），曰：“宜力主张绍兴非其地也。”乃升阶力辩其非地。留相疑之曰：“孰能决此？”二人曰：“此有蔡元定者深于郭氏之学，识见议论无不精到，可决也。
”刘知二人之意在蔡季通，则独立阶偶，默不发一语。留相忽顾之曰：“君意如何？”刘揖而进曰：“不问不敢对，小子何敢自隐？某少历宦途，奔走东南湖湘闽广江浙之间，历览书矣。山水之秀，无如越地，盖甲于天下者也，宅梓宫为甚宜。且迁易山陵，大事也，况国步多艰，经费百出，何以堪此？”公慨然曰：“君言是也。”诸公复向赵汝愚第议之。至客次，二人忽视刘曰：“年丈何必尔耶？”刘对曰：“愚见如此，非敢异也。”既而刘辨之如初，易地之议遂格。
刘因自念曰：“变色而离席，彼自为道学，而以吾为不知臭味也，虽同年如不识矣。至枢府而呼年丈，未尝不知也。矜己以傲人，彼自负所学矣，而求私援故旧，则虽迁易梓宫勿恤也。假山陵以行其私意，何其忍为也！曰曾，曰詹，曰叶，皆以道学自名，而其行事若此。皆伪徒也，谓之伪学何疑？”未几，刘迁御史，于是悉劾朱氏之学者而尽逐之，伪学之名自此始。刘之帅长沙也，亲为言甚详，特记其颠末如此。节夫亦尝登葵轩之门，既而与王宣子辩其事，连上三书，言颇峻急，王帅以为悖而按去之。
其去也，先生遗之诗，有曰：“如何幕中辨，翻作暗投疑？”又曰：“反躬端得味，当复有余师。”（原注：字明远，姓乐氏，湘中人）愚谓考亭先生建阜陵之议，本为社稷宗庙万年之计，天地鬼神实鉴临之，顾岂私于一蔡氏？蔡氏曩以孝宗之召犹不至，亦既罢场屋而甘岩穴。文公尝招之衢而不至，但曰“先生宜早归”。前后名公巨儒所以有考于蔡氏者，至公也。一乐其可异耶？《朝野杂记》亦谓：“阜陵之议，或云晦翁之意似属蔡季通也。”夫或之者，疑之也。
秉史笔者，其可为疑似之论耶？自文公以来，建之乡贵率少荐乡曲特起之彦，宁非惩此乎？
○文公谥议初谥文（疑脱“忠”字）公，太常博士章徕议曰：“三才定位，非道无与立也。儒者之学，所以讲明是（一作“大”）道，正人事之纲常，而参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乱，常视道之隆污。若饥者之食必以谷粟，寒者之衣必资桑麻，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学不明，道术分裂。急功利者昧本原，其流为申韩；尚清虚者忘实用，其弊为庄老。孔孟生乎其时，躬履是道，既与其徒辨问讲究，又著而为书，使后世有传焉。然辙环天下，诋毁困厄，至老而不用，身死而后其道始明。
是何不能取信于当时，而乃获伸于后世耶？盖真伪之相夺，固不容以口舌胜，而枉己直人者，又圣贤之所不为也。百年之后，爱憎泯而是非定，则谤毁熄而公议行矣。至汉之扬雄，隋之王通，唐之韩愈，学孔孟者也。其出处通塞，大抵皆然。故待制侍讲朱公，自少有志斯道，既仕而志愈笃。累辞召请祠，益得以涵养所学，其后辞不获命，亦屡尝列位于朝，分符持节于外，而类多龃龉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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