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又选部下兵最练将最健者，遗刘忠壮公（松山）一军西征。文襄之肃清陕甘及新疆，皆倚此军之力。是则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之，而文襄不肯认也。文襄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文正。然诸将多旧隶文正者，退而愠曰：“大帅自不快于曾公，斯已矣。何必对我辈烦聒，且其理不直，其说不圆。聆其前后所述，不过如是，吾耳中已生茧矣”迨壬申二月，文正薨于位，文襄寄挽联云：“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五负平生。
”又致书唁︱刚袭侯，措辞颇为恳挚。余谓文襄自此气可平矣。庚辰辛巳间，文襄奉旨召枢廷。文武官僚于中途进谒者，皆云左相言语甚多，大旨不外自述西陲设施之绩及诋讥曾文正公而已，谈次不甚及他事。既入军机，文襄奏言直隶永定滹沱等河，水患日剧，请自出相度机宜，督率旧部旧营，挑浚修治。阅数月，文襄奏报河工蒇事，颇多铺张，并有数十年积弊一扫而空之语。于是清议之士，渐多失望，咸谓左相之疏，未免虚夸，远不逮李相节次治河之奏，周详核实。
意者其西陲功绩皆不过如是乎？余谓议者推崇文襄，始固不免过当，因而责望亦太重。不知北河末流之弊，本非岁月所能奏功。且距京师咫尺，有效无效，众所共知。文襄出笔太易，乃其习惯使然，殆不始于此日也。顷之，文襄总督两江，官绅有赴金陵者，皆云文襄见宾客无他语，不过铺陈西陲功绩，及历诋曾文正公而已。苏绅潘季玉观察，以地方公事，特赴金陵，欲有所陈。归而告人曰：“吾初谒左相，甫寒喧数语，引及西陲之事，左相即自述西陲功绩，刺刺不能休，令人无可插话。
旋骂曾文正公。语尚未畅，差弁侍者，见日已旰，即举茶杯，置左相手中，并唱送客二字，吾乃不得不出。翌日，左相具柬招饮，方谓可乘间言地方公事矣。乃甫入座，即骂曾文正公，迄终席，言尚如泉涌也。既撤席，吾又不得不出。越数日，禀辞，左相始则骂曾文正公，继则述西陲之事，终乃兼骂合肥李相及沈文肃公。然其意若谓本不如己远甚，初无待其力攻也。侍者复唱送客。吾于起立时，方欲陈地方事数语。左相复引及西陲之事，吾乃疾趋而出”云。
潘君之言如此，可谓形容惟肖矣。又李相覆陈海防事宜一疏，即余代草，刊在《庸庵文编》者也。疏上时，适文襄在关外奉召将至。恭邸及高阳李协奏，以事关重大，静俟文襄至乃议之。文襄每展阅一页，每因海防之事，而递及西陲之事，自誉措施之妙不容口，几忘其为议此折者。甚至拍案大笑，声震旁室。明日复阅一页，则复如此。枢廷诸公，始尚勉强酬答，继皆支颐欲卧。然因此散值稍晏，诸公并厌苦之。凡议半月，而全疏尚未阅毕。恭邸恶其喧聒也，命章京收藏此折。
文襄亦不复查问，遂置不议。
《庸闲斋笔记》数卷，海宁陈子庄大令所著也。太令名其元，为金华教官二十年，以卓异荐为知县，历任江苏大缺，复调上海，数年告归。陈氏为浙江第一旧族，故大令于先朝掌故、家世渊源，述之较详，又颇能留心时务。阅历既深，凡所篡论，均惬人意，惟每于左文襄公事，颇觉推崇过当。又其间所论文襄与曾文正公龃龉一条，则更持议偏颇，褒贬失当，余固疑大令当尝受文襄私恩者也。后又阅之，果言文襄于去浙时，保荐浙士三人，丁丙、陈政钥与大令也。
然文正实尝访得大令而荐之文襄者，何以大令又不知感，窃谓文正之宏奖素广，广则受之者不以为奇。文襄之荐剡素隘隘，则得之者益以自喜。即大令于涉笔之时，亦时存一沾沾之意曰：“我左公所荐也。”且文襄意气之矜忮，素著于时，彼亦以为偶一纪述，毋宁抑曾而扬左。抑曾则断无后患，抑左则或招尤悔，此又因畏之之心。转而为誉，亦人情所时有也。呜呼！世风之偷薄久矣。余尝怪世之议者，于曾左隙末之事，往往右左而左曾，此其故亦有两端。
一则谓左公为曾公所荐，乃致中道乖违。疑曾公或有使之不堪者，而于其事之本末，则不一考焉。一则谓左公不感私恩，专尚公义。疑其卓卓能自树立，而群相推重焉。斯皆无识者流也。夫公义所在，不顾私恩可也。若既受其荐拔之恩，复挟争胜之意以求掩之，又得群无识者助之以取胜，而名实两全，则人何惮而不背恩哉？余恐后之在上位者，以文正为鉴而不敢荐贤也，此亦世道之忧也（《庸庵笔记》二则）。
按，王姜斋曰：“翕然为人所推奖，乃大不幸事。以推崇之既过，而成乎不肯下之势，则力护其名，而邪淫生焉。如阳明抚赣以前，举动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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