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仿而为之，宜无不可。如辽东二十五卫之役，当为永利，若先城花马池，以次或可修举也？
石城满四，名俊，人以满四呼之。其先，元末有满氏把丁者，雄长西陲，国初款附，太祖高皇帝斥平凉固原荒地俾之耕牧，入隶版图，以骑射猎逐为利，号满家营，生聚日蕃，有众数千人。成化元年，遂据石城以叛，石城四面陡崖深沟，极险固，俊以火四、火能为腹心，马冀、南斗为股肱，咬歌、保歌为爪牙，满能、满玉为羽翼。先是，掘地得行元帅府事铜印，以是部署帐下，而反势甚猖獗，命都御史项公忠、马公文升讨平之。马自有记。
地网，吴璘作于天水、长道二县之间，于平地凿渠，每渠八尺，深丈余，连绵不断，如布网然，以碍虏骑，亦能制胜。湖州士人仰臣，字思忠，喜谈兵，尝与余议以铁作三矛钻，刺地如锺散列，以陷马足，予为名之曰上钻。
山西三关比诸边为弱，一被虏患，当事者皆甘心得罪，势不得不然也。若蒙恬之累土为山，植榆为塞，因地形制险，最为上策。近有裁桠之法，尤便易于榆。按：古人之成法可用于三边者，若赵充国之屯田；李牧用军市之租，日椎牛享士；赵奢为将所得赏赐，尽与军吏；魏尚守云中，出私养钱以享宾客、军吏，皆要策也。夫谓之宾客所该甚广，凡游说探谍之人，皆是宋田锡，亦谓厚赐将帅使之赏用足充供亿。若在今日，能使将帅不克减军士，抑亦可矣。
吕申公晦叔当国时，尝籍记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当行、已行条目，谓之掌记。阅之前辈云：“我朝杨文贞公士奇当国时，亦有手摺子书知府已上名姓，怀之袖中，暇即展阅。”
予昨记后唐明宗与我太祖加耗，以为仁政。按：周世宗显德中，每石与耗一斗，此出之于官，以资转运，非谓取之于民也。胡致堂论之曰：“受挽而取耗，未尝为耗用直，多取以实仓廪耳。”又谓：“不宜取而取者，省耗是也；当与而未尝与者，漕运是也。”其意善矣。我太宗定鼎燕都，转漕江南，较之汴宋，其费宜倍。今运军给耗，每石已至三斗余，而漕政疲弊，盖有两端：京通交纳监督者太多，运官部领刻剥者至巧。东坡知杨州，上言谓：“祖宗以来，通许纲运，揽载物货，既免征税，而脚钱又轻，故物货流通，缘路虽失商税，而京师坐获富庶。
”按：此事想古所不禁，若今日更有法以通融之，亦漕运之一利也。
司马温公《救荒疏》谓：“富室有蓄积者，官给印历，听其举贷，量出利息，候丰熟日，官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诳诱。”按：此今日救荒之上策，要在得人行之，胜于官粥赈济多矣。
自古典籍废兴，隋牛弘谓：“仲尼之后，凡有五厄，大约谓：秦火为一厄，王莽之乱为一厄，汉末为一厄，永嘉南渡为一厄，周师入郢为一厄。虽然，经史具存与孔壁，汲冢之复出，见于刘向父子之所辑略者，为书凡三万三千九十卷。孔氏之旧，盖未尝亡也。至隋嘉则殿，乃有书三十乙万卷，可谓富矣。桠顾言等之所校定，才七万七千余卷，则是重复猥杂，张其数耳。《七略》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诸史群撰具焉。南朝盛时，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万余卷，尚有重本，则传世之书惟存旧数而已，散亡之极，犹不失万卷。
唐世分为四库，开元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晋所增与释老之编，杂出其间，亦不过三万余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乱后，备加搜采，而四库之书复完。黄巢之祸，两京荡然。宋建隆初，三馆有书万二千余卷。自后，削平诸国，尽收图籍，重以购募。太平兴国初，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固半实尔。庆历《崇文总目》之书三万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略》，顾有不及，参互乘除，所亡益者何等书耶？
洪容斋谓：“《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书。”十亡八九，而姚铉所类文集亦多不存，因以为叹。然经史子集之旧，宋亦未尝阙焉。宣和访求，一日之内三诏并下，四方奇书由此间出，见于著录者溢出三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馆阁。高宗渡江，书籍散逸，加意访求。淳熙间类次见书凡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数虽过于《崇文》，而新籍兼之。至于绍定之灾，而书复阙矣。元氏亦有储蓄，至我朝文献日新。今秘阁所有者，多宋元之旧，间有手抄。
予初入馆，时见所蓄甚富，若《文宛英华》大书尚有数部。正德间梁厚斋在内阁，援用监生入官，始以校正为名，而官书乃大散逸于外矣。为之浩叹，因记历代故实于左。
萧何入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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