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收图籍。
汉兴，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景帝末年，募求天下遗书，藏之秘府。
鲁共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等书。
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
成帝使谒者陈农求天下遗书，诏光禄大夫刘向等校定，每一书毕，向辄条其篇目，据其指意，录而奏之。
光武中兴，日不暇给，而入洛之书二千余两，后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传毅等典掌焉。
明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
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树之学门。
魏道武命郡县大收书籍，悉送平城。
隋文帝分遣使人搜讨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
炀帝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贮书，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唐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
玄宗幸东都，议借民间异本传录，及还京师，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于著作院，岁给纸墨笔材。元载为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
后唐庄宗同光中，募民献书，及三百卷，授以试衔；其选调之官，每百卷减一选。
明宗长兴中，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
后汉乾祐中，礼部郎司徒调请开献书之路，凡儒学之士、衣冠旧族，有以三馆亡书来上者，计其卷帙，赐之金帛，数多者授秩。
周世宗锐意求访，凡献书者悉加优赐，以诱致之。民间之书传写舛误，乃选常参官校雠刊正，令于卷末署其名衔焉。
宋太祖乾德四年，下诏购募亡书。三礼涉弼、三传彭干、学究朱载等皆诣阙献书，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诏分置书府，弼等并赐以科名。闰八月，又诏史馆，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当视其篇目，馆中所无者，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者，具以名闻。
太宗太平兴国初，构崇文院以藏书，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分经史子集四库，为史馆书库，谓之六库。九年，又诏以馆阁所阙书中外购募，有以亡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本写毕还之。
仁宗嘉祐中，诏中外士庶并许上馆阁阙书，卷支绢一匹，五百卷与文资官。
神宗熙宁中，成都府进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献书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阁所无者五百三卷，诏官大亨为将作监主簿。
徽宗宣和中，诏令郡县谕旨访求秘书，许士民以家藏书所在自陈，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举秘书省以闻，听旨递进，可备收录，当优与支赐，或有所■〈宀兑〉未示见之书，有足观采，即命以官议加崇奖，给还。于是，荣州助教张颐所进二百二十五卷，李东一百六十卷，皆系阙遗，诏赐颐进士出身，东补迪功郎。又取到王阐、张宿等家藏书，以三馆秘阁书目比对，所无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悉善本，比前后所进书数稍多，诏阐补承务郎，宿补迪功郎。
高宗渡江，献书有赏，故官家藏，或命就录鬻者，悉市之。又令监司、郡守各谕所部，悉上送官，多者优赏。又复置补写所，令秘书省提举掌求遗书，定献书赏格。
元世祖至元庚辰，以许衡言，遣使至杭州等处取在官书籍，版刻至京师。
我太祖高皇帝于至正丙午秋命求遗书。
太宗文皇帝迁都北京，敕翰林院南京文渊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
牛弘购求遗书，刘炫遂造伪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后事觉，坐除名。
秦始皇三十四年，烧诗书百家语。
按：秦焚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说者谓：“《易》以卜筮传，若药医惟《素难》最古，其次《本草》，虽称《黄帝》，然皆汉人以后之书，不知先秦所遗者，今果何书耶？”
本朝丘文庄公濬有言：“长生边陲者，惯战而耐苦，不徒为国，而亦各自为其家。”皆通论也。
河入中国，古今异宜，后世讲河事者，非一家，总之，文多实少，故罕成迹。惟有费才力、费日月以俟其自定而已。《禹贡》曰：“浚川。”《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此二言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后世之明于河事者，亦有贾让之三策，亦有贾鲁之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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