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足观采,即命以官议加崇奖,给还。于是,荣州助教张颐所进二百二十五卷,李东一百六十卷,皆系阙遗,诏赐颐进士出身,东补迪功郎。又取到王阐、张宿等家藏书,以三馆秘阁书目比对,所无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悉善本,比前后所进书数稍多,诏阐补承务郎,宿补迪功郎。
高宗渡江,献书有赏,故官家藏,或命就录鬻者,悉市之。又令监司、郡守各谕所部,悉上送官,多者优赏。又复置补写所,令秘书省提举掌求遗书,定献书赏格。
元世祖至元庚辰,以许衡言,遣使至杭州等处取在官书籍,版刻至京师。
我太祖高皇帝于至正丙午秋命求遗书。
太宗文皇帝迁都北京,敕翰林院南京文渊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
牛弘购求遗书,刘炫遂造伪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后事觉,坐除名。
秦始皇三十四年,烧诗书百家语。
按:秦焚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说者谓:“《易》以卜筮传,若药医惟《素难》最古,其次《本草》,虽称《黄帝》,然皆汉人以后之书,不知先秦所遗者,今果何书耶?”
本朝丘文庄公濬有言:“长生边陲者,惯战而耐苦,不徒为国,而亦各自为其家。”皆通论也。
河入中国,古今异宜,后世讲河事者,非一家,总之,文多实少,故罕成迹。惟有费才力、费日月以俟其自定而已。《禹贡》曰:“浚川。”《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此二言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后世之明于河事者,亦有贾让之三策,亦有贾鲁之三法,若余阙所谓:“中原之地平旷夷衍,无洞庭、彭蠡以为之汇,故河尝横溃为患。”斯言也,尤为要切,似非诸家所及。大抵河患有二:曰决,曰溢。决,生于不能达;溢,生于无所容。□□□,□之小也;泛滥者,溢之小也。虽然决之害间见,而□□害频岁有之,被害尤大者则当其冲也,是与河争□,其原盖由于战国,非一日矣。使贾鲁之三法遂而□成,亦小补耳。且当岁岁为之,其劳其费可胜言哉!今欲治之,非大弃数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涿者>漫波,其次则滨河之处,仿江南圩田之法,多为沟渠,足以容水,然后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后,润下之性必东之势得矣。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自商周谓之王制,法莫善于此者矣。自今更有可论者,盖古者建都皆在西北,其地高炕,可以盖藏,又即其地之所出者,亦少转输之费。今京师北奠,经费咸仰给于东南,东南卑湿,再岁无粮。漕挽以来,每石必倍,虽使力耕,常稔烂之余与船运之费亦已再倍矣。求一年之余于三年之内,比古犹难。愚谓冗食不可以不汰,而废田不可以不开,区区徒事于东南,其未形之变,可胜道哉?
本朝初,总计天下税粮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一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一百二十万九千余。浙当天下九分之一,苏赢于浙,以一府视一省,天下之最重也。松半于苏,苏一州七县,松才两县,较苏之田四分处一,则天下之尤重者,惟吾松也。
黄河水异,凡立春后冻解,候水初至凡一寸,则夏秋当至一尺,谓之水信;二月、三月曰桃花水;春末曰菜花水;四月末曰麦黄水;五月曰瓜蔓水;六月中旬后曰樊山水;七月曰豆花水;八月曰荻苗水;九月曰登高水;十月曰复漕水;十一月、十二月曰蹙凌水。非时泛涨,曰客水;其势移谼横注,岸如刺毁,曰劄岸;涨溢逾防曰抹岸、扫岸;故朽潜流刺其下曰拓岸;浪势旋激,岸土上ㄨ曰沦卷;逆涨曰上展;顺涨曰下展;直流中屈曲横射曰径璹;水猛骤移,其将澄处,望之明白曰拽白,又曰明滩;其泪起处辄能溺舟者曰蔫浪水。水退淤淀,夏则胶土肥腴,初秋则黄灭土颇为壤,深秋则白灭土,霜降后皆沙也。
予为国子司业时,彭幸庵泽以太子太保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欲举曹端从祀夫子庙庭,以为本朝理学之冠。予时不敢主张,予亦不甚知其为人。及来提学山西,始访求之。端,字正夫,别号月川,渑池人,永乐戊子乡举,己丑中副榜,仕为霍州、蒲州学正,后卒,葬霍州高氏原。正统间,蒲州谢御史琚记其祀堂,有曰:“圣朝道学大明崤渑之间,有月川曹先生出焉,自幼以圣贤为己任,其言曰:‘佛氏以空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虚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尝著《家规辑略》、《释太极》、《西铭通书》,又作《存疑录》、《夜行烛编》、《儒家宗统谱》,撰《月川诗图》,孝经有述解,性理有文编,孝亲弟长,崇正厚伦。”其称述如此。又按:幸庵西归,时鲁柬河南巡抚都宪李梧山先生(充嗣)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经济之学,莫盛于诚意伯刘公、潜溪宋先生。至于道学之传,则断自渑池月川曹先生始也。”先生少负奇质,知读书即慕圣贤之学,修己教人,治家事亲,奉先化俗,率自躬行,心得以推行之,为霍、蒲二庠学正,三典陕西文衡,四方学者,从之甚众,虚往实归,各有成就。河东薛文清公最推尊之,先生再典霍庠教也,霍人事先生如父母,既而卒于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