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遂于《论语》之外自谓得不传之学，皆谢氏之说也。”陆稼书谓省兼内外。内不欺于心，外不谬于事，皆当省诸身。专用心于内，非经恉也。诸书言子夏之徒有田子方而流为庄周，子贡之徒有鬼谷子而流为苏秦、张仪，本无确据。卽信有之，将邢恕之过必咎程子乎？谢说过矣。
【发明】《反身录》：贤如曾子，犹日三省。若在吾人，资本中下，尤非曾子可比，千破万绽，其所当省者，岂止于此？故必每日不论有事无事，自省此中能空凈不染乎？安闲恬定乎？脱洒无滞乎？视听言动能复礼乎？喜怒哀乐能中节乎？纲常伦理能不亏乎？辞受取予能当可乎？富贵贫贱能一视乎？得失毁誉能不动乎？造次颠沛能一致乎？生死利害能不惧乎？习气俗念能消除乎？自察自审，务要无入而不自得，纔是学问实际，否则便是自欺。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考异】《释文》：“道”本或作“导”。皇本作“导”。宋高宗《石经》“敬”作“钦”，避翼祖讳。
【考证】朱子《四书或问》：此义疑马氏为可据。盖如马说，则八百家出车一乘；如包说，则八十家出车一乘。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而牛马兵甲粮糗刍茭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给。然与《孟子》、《王制》之说不同，疑孟子未尝尽见班爵分土之藉，特以传闻言之，故不能无少误。若《王制》则故非三代古书，其亦无足据矣。崔述《三代经界通考》：先儒惑于《司马法》之文，以为一乘之卒七十有二人，遂致《鲁颂》之言先后抵牾，乃谓车计通国之赋，徒指出军之赋以曲解之。不知《司马法》乃战国时人所撰，原不足据也。且《传》又有之：卫文公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晋城濮之战，全军皆出，仅七百乘。鞌之战，军帅半行，乃八百乘。平邱之会，有甲车千乘。卫地与民非能十倍其初，晋地虽辟，岂能数倍于文公之世？然则贫故车少，富故车多，不尽称徒以造车，亦不尽计民以赋车也。晋之伐郑也，败其徒兵于洧上，车与徒分道以御敌，而初不必相参，则车之多寡固不必尽准乎其徒之数，则亦不必尽准乎其民之数。惟是地广则国富，国富则车多，故大国曰千乘，乃大略言之耳。夫安得拘拘焉以八百家或八十家出车一乘为一成之例也？刘氏《正义》：案《注》包马异说。皇、邢《疏》如文释之，无所折衷。后人解此，乃多轇轕。从马氏则以千乘非百里所容，从包氏则以《周礼》为不可信。纷纷诘难，未定一是。近人金氏鹗《求古录》说此最明最详，故备录之。其说云：“《孟子》言‘天子千里，大国百里，次国七十里，小国五十里。’又言‘万乘之国，千乘之家。千乘之国，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是千里出车万乘，百里出车千乘，十里出车百乘也。子产言‘天子一圻，列国一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亦如《孟子》之说。以开方之法计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国，计有万井。万井而出车千乘，则十井出一乘矣。若马氏说百井出一乘，则百里之国止有百乘，必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乃有千乘，与《孟子》不合。包氏合于《孟子》，是包氏为可据矣。哀十二年《公羊传注》言：‘军赋，十井不过一乘。’此一证也。马氏之说，则据《司马法》。郑注《小司徒》亦引《司马法》云：‘井十为通，通三十家，为匹马、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出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贾《疏》：‘通九十夫之地，宫室涂巷三分去一，又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夫受六夫之地，是三十家也。’案《司马法》一书，未必真《周公》之制，所言与《孟子》、子产皆不合，信《司马法》何如信《孟子》耶？《坊记》云：‘制国不过千乘，家富不过百乘。’今谓大夫百乘，地方百里，等于大国诸侯，必不然矣。或谓：‘《司马法》车乘有两法：一云兵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一云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贾公彦以士十人、徒二十人为天子畿内采地法，以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为畿外邦国法。此言千乘之国，是畿外邦国也。一乘车士卒共七十五人，又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一百人。马牛刍茭具备。此岂八十家所能给哉？’不知天子六军出于六乡，大国三军出于三乡，盖家出一人为兵也。又三遂亦有三军，三乡为正卒，三遂为副卒。乡遂出军而不出车，都鄙出车而不出兵。孔仲达成元年‘丘甲’《疏》云：‘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乡。六乡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诸侯。昔诸侯出兵，先尽三乡三遂。乡遂不足，然后徧征境内。’贾公彦《小司徒疏》亦云：‘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皆出于乡遂。犹不止，徧境出之，是为千乘之赋。’然则都鄙固不出兵也。江慎修云：‘七十五人者，兵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调发之通制。《鲁颂》“公交车千乘，公徒三万”正与《司马法》合。’此说得之。然则都鄙卽至出兵，而调发之数惟用三十人，岂八十家所不能给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