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便是就事上指杀说来。然会看底，虽孔子说也活，也无不通。
不会看底，虽文王周公说底也死了。须知得他是假托说，是包含说。假托，谓不惹著那事。包含，是说个影像在这里，无所不包。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从，其推之有所用，非苟为寓言也。然两汉诸儒，必欲究其所从，则既滞泥而不通。王弼以来，直欲推其所用，则又疏略而无据。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阙其所疑之过也。且以一端论之，乾之为马，坤之为牛，《说卦》有明文矣。马之为健，牛之为顺，在物有常理矣。至于案文责卦，若《屯》之有马而无乾，《离》之有牛而无坤，《乾》之六龙，则或疑于震，坤之“牝马”，则当反为乾，是皆有不可晓者。
是以汉儒求之《说卦》而不得，则遂相与创为互体、变卦、五行、纳甲、飞伏之法。参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说虽详，然其不可通者，终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会穿凿，而非有自然之势。唯其一二之适然而无待于巧说者，为若可信，然上无所关于义理之本原，下无所资于人事之训戒，则又何必苦心极力以求于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而程子亦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显义。此其所以破先儒胶固支离之失，而开后学玩辞玩占之方，则至矣。然观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无复有所自来，但如《诗》之比兴，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则是《说卦》之作，为无所与于易。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者，亦剩语矣。故疑其说亦若有未尽者，因窃论之，以为《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来，而其为说，必已具于太卜之官，顾今不可复考，则姑阙之。而直据辞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为训戒，而 《易》之象似有三样：有本画自有之象，如奇画象阳、偶画象阴是也；有实取诺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风之类象之是也；有只是圣人自取象来明是义者，如“白马翰如”、“载鬼一车”之类是也。
易有象辞，有占辞，有象占相浑之辞。
问：王弼说初上无阴阳定位，如何？曰：伊川说阴阳奇偶，岂容无也？《乾》上九“贵而五位”。《需》上六不当位，乃爵位之位，非阴阳之位，此说最好。
《易》只是为卜筮而作，故《周礼》分明言太卜掌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古人于卜筮之官，立之凡数人。秦去古未远，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说《易》是卜筮之书，便以为辱累了易。见夫子说许多义理，便以为《易》只是说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无不在也。今人却道圣人言理，而其中固有卜筮之说，他说理后，说从那卜筮上来作么？上古之时，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圣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则行之，凶则避之。此是开物成务之道。故《系辞》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正谓此也。初但有占而无文，往往如今之环环相似耳。今人因《火珠林》起课者，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辞，则知古者之占，往往不待辞而后见吉凶。又云，如左氏所载得《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辞，亦不用《比》之辞，却自别推一法。至文王周公，方作彖爻之辞，使人得此爻者，便观此辞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复逐爻解之。谓此爻所以吉者，谓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谓不当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晓耳。至如《文言》之类，却是就上面发明道理，非是圣人作《易》，专为说道理以教人也。须见圣人本意，方可学易。
圣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决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为善。如严君平所谓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臣言依于忠者。故卦爻之辞，只是因依象类，虚设于此，以待叩而决者，使以所值之辞，决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后有是辞。理无不正，故其丁宁告戒之辞，皆依于正。天下之动，所以正夫一，而不谬于所之也。
卦爻之辞，本为卜筮者断吉凶，而因以训戒。至《彖》、像》、《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训戒之意，而推说其义理以明之。后人但见于孔子所说义理，而不复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远于日用之实，类皆牵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无复包含该贯曲畅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则圣人当时，自可别作一书，明言义理，以诏后世。何用假托卦象，为此艰深隐晦之辞乎？大抵《易》之书，本为卜筮而作，故其辞必根于象数，而非圣人己意之所为。其所劝戒，亦以施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如此，所以其说虽有义理，而无情意。虽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及此，私窃自庆，以为天启其衷，而以语人，人亦未见有深晓者。
《易》中都是贞吉，不曾有不贞吉；都是利贞，不曾说利不贞。如占得《乾》卦， 蔡氏元定曰：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尽起于乾坤二画。
许氏衡曰：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阳居之，才可以有为矣。或恐其不安于分也，以阴居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