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矣，则可由辞以观象。故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
看《易》且要知时，凡六爻人人有用，圣人自有圣人用，贤人自有贤人用，众人自有众人用，学者自有学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
作《易》者，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虫草木之微，无一而不合。
阴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阳则小人，其助阳成物则君子也。利非不善也，其害义则不善也，其和义则非不善也。
《传序》云：《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
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昧。自秦而下，盖无传矣。
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其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其意，则在乎人焉。
《易》之为书，卦爻彖象之义备，而天地万物之情见，圣人之忧天下来世其至矣。
先天下而开其物，后天下而成其务。是故极其数，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所以“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阴阳一道也，“太极”无极也。万物之生，“负阴而抱阳”，莫不有太极，莫不有两仪，絪緼交感，变化不穷，形一受其生，神一发其智，情伪出焉，万绪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业。故《易》者，阴阳之道也；卦者，阴阳之物也；爻者，阴阳之动也。卦虽不同，所同者奇偶。爻虽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为其体，三百八十四爻互为其用。远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暂于瞬息，微于动静。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义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时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穷，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时而索卦，则拘于无变，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则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谓卦爻彖象之义，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于精神之运，心术之动，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然后可以谓之知《易》也。虽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见者也。已形已见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见者，不可以名求。则所谓《易》者果何如哉？此学者所当知也。
朱子曰：《汉书》“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
《易》以形而上者，说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
问：《易》有“交易”，“变易”之义如何？曰：“交易”是阳交于阴，阴交于阳，是卦图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泽通气”云云者是也。“变易”是阳变阴，阴变阳，老阳变为少阴，老阴变为少阳，此是占筮之法，如昼夜寒暑屈伸往来者是也。
圣人作《易》之初，盖是仰观俯察，见得盈乎天地之间，无非一阴一阳之理。有是理，则有是象。有是象，则其数便自在这里。非特河图、洛书为然，而图书为特巧而著耳。于是圣人因之而画卦。卦画既立，便有吉凶在里。盖是阴阳往来交错于其间，其时则有消长之不同。长者便为主，消者便为客。事则有当否之或异，当者便为善，否者便为恶。即其主客、善恶之辨，而吉凶见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决定而不差，则以之立事，而大业自此生矣。此圣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开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自伏牺而下，但有此六画，而未有文字可传。到得文王、周公，乃系之以辞。故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恶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处之时既异，而其几甚微，只为天下之人不能晓会，所以圣人因占筮之法以晓人，使人居则观象玩辞，动则观变玩占，不迷于是非得失之途。所以是书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虽不同，其辞虽不可尽见，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为占筮之用。自伏牺而文王周公，虽自略而详，所谓占筮之用则一。盖即占筮之中，而所以处置是事之理，便在里了。故其法若粗浅，而随人贤愚皆得其用。虽是有定象，有定辞，皆是虚说此个地头，合是如此处置，初不黏著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无穷之事，此所以见《易》之为用，无所不该，无所不遍，但看人如何用之耳。易如镜相似，看甚物来。
都能照得。如所谓“潜龙”，只是有个“潜龙”之象，自天子至于庶人，看甚人来都使得。孔子说作龙德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