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其过越矣。或恐其软弱昏滞，未足以趋时也。大抵柔弱则难济，刚健则易行。或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数居多。若总言之，居初者，易贞。居上者，难贞。易贞者，由其所适之道多。难贞者，以其所处之位极。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终之际，其难易之不同盖如此。
二与四，皆阴位也：四虽得正，而犹有不中之累，况不得其正乎？二虽不正，而犹有得中之美，况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位也。二，远君之位也。其势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誉”，四之所以“多惧”也。二中位，阴阳处之，皆为得中。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谓。具才若此，故于时义为易合。时义既合，则吉可断矣。
卦爻六位，惟三为难处。盖上下之交，内外之际，非平易安和之所也。
四之位近君，“多惧”之地也。以柔居之，则有顺从之美。以刚居之，则有僭逼之嫌。然又须问，居五者，阴邪阳邪？以阴承阳，则得于君而势顺。以阳承阴，则得于君而势逆。势顺则无不可也，势逆则尤忌上行，而凶咎必至。以阳承阳，以阴承阴，皆不得于君也。然阳以不正而有才，阴以得正而无才，故其势不同。有才而不正，则贵于寡欲，故乾之诸四，多得免咎。无才而得正，则贵乎有应，故艮之诸四，皆以有应为优，无应为劣。独坤之诸四，能以柔顺处之，虽无应援，亦皆免咎。此又随时之义也。
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诸爻之德，莫精于此。能首出乎庶物，不问何时，克济大事。《传》谓五“多功”者此也。
上，事之终，时之极也。其才之刚柔，内之应否，虽或取义，然终莫及上与终之重也。是故难之将出者，则指其可由之方。事之既成者，则亦以可保之道。义之善或不必劝，则直云其吉也。势之恶或不可解，则但言其凶也。质虽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则犹告之。位虽处极，而见其可行焉，则亦谕之。大抵积微而盛，过盛而衰，有不可变者，有不能不变者。《大传》谓“其上易知”，岂非事之已成乎？胡氏一桂曰：上下体虽相应，其实阳爻与阴爻应，阴爻与阳爻应，若皆阳皆阴，虽属相应之位，则亦不应矣。然事固多变，动在因时，故有以有应而得者，有以有应而失者，亦有以无应而吉者，有以无应而凶者，斯皆时事之使然，不可执一而定沦也。至若《比》五以刚中，上下五阴应之；《大有》五以柔中，上下五阳应之；《小畜》四以柔得应，上下五刚亦应之，又不以六爻之应例沦也。
六十四卦皆以五为君位者，此《易》之大略也。此间或有居此位而非君义者，有居他位而有君义者，斯易之变，不可滞于常例。
胡氏炳文曰：《易》卦之占，亨多，元亨少。爻之占，吉多，元吉少。元亨，大善而亨。元吉，大善而吉也。人之行事，善百一，大善千一，故以元为贵。然兹事也，请 吴氏澄曰：时之为时，莫备于《易》。程子谓之随时变易以从道。夫子《传》六十四《彖》，独于十二卦发其凡，而赞其时与时义、时用之大，一卦一时，则六十四时不同也。一爻一时，则三百八十四时不同也。始于《乾》之《乾》，终于《未济》之《未济》，则四千九十六时，各有所值。引而伸，触类而长，时之百千万变无穷，而吾之所以时其时者，则一而已。
薛氏瑄：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偶。但因所遇之时，所居之位不同，故有无穷之事变。如人只是一动一静，但因时位不同，故有无穷之道理。此所以为《易》也。
蔡氏清曰：《乾》卦卦辞，只是要人如《乾》。《坤》卦卦辞，只是要人如《坤》，至如《蒙》、《蛊》等卦，则又须反其义。此有随时而顺之者，有随时而制之者。易道只是时。时则有此二义，在学者细察之。
周公之系爻辞，或取爻德，或取爻位，又或取本卦之时与本爻之时，又或兼取应爻，或取所承、所乘之爻。有承、乘、应与时位兼取者，有仅取其一二节者，又有取一爻为众爻之主者。大概不出此数端。
纲领三，此篇论读《易》之法及诸家醇疵王氏通曰：《易》之忧患，业业焉，孜孜焉。其畏天悯人，思及时而动乎！繁师玄曰：远矣！吾视《易》易之道何其难乎！曰：有是夫！“终日乾乾”可也。
刘炫问《易》，曰：圣人于《易》，没身而已，况吾侪乎？炫曰：吾谈之于朝，无我敌者。不答。退谓门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北山黄公善医，先寝食而后针药。汾阴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后说卦。
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是为知《易》。孟子之言，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但人见之者鲜耳。人能用《易》，是为知《易》。如孟子，可谓善用《易》者也。
程子曰：观《易》须看时，然后观逐爻之才。一爻之中，当包函数意，圣人常取其重者而为之辞。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尝言者，又有且言其时，不及其爻之才者。皆临时参考，须先看卦，乃看得辞。
古之学者，皆有传授。如圣人作经，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盖不得传授之意云尔。如《系辞》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义，则看《系辞》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