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就已知道某些传染病是通过空气而传播的。东汉末年，战乱频繁，而“大兵之后必有大疫，”，从《伤寒论·序》：“余宗属素多，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这段文字来看，显然也是有传染病流行，但仲景(150—219)以六气归纳病原，故称之为伤寒。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夭横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成《伤寒杂病论》16卷，创立了六经辨证之法，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从此对传染病的治疗，始有矩矱可寻。
《伤寒论》从现在出眼光来看，虽然其中治疫之法很不全面，但它毕竟是我国治疗传染病的最早方书。稍后，曹植(192—219)亦认疫原为疠气，《曹集诠评》中“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这段文字，亦可佐证仲景所说之广义伤寒，是包括了传染病在内。迄晋，葛洪(281一341)著《肘后方》，书中记载了多种急性传染病，其对症状的描述，亦较为详细。
对病因的认识，基本上是继承了“毒疠之气”为病原的说法，但明确提出了“毒有差别，致病各异”，这可以说是吴又可提出鸡瘟病鸡，猪瘟病猪，—病自有一病之毒说的先声。此书不但有传染病大流行情况的记载(“永微四年此疮从西东流遍于海中”，“以死后复传至旁人乃至灭门”)，而且有详细研究，观察沙虱毒传染媒介恙螨的形态，生活习性、传播疾病方式的记载(“已深者，针挑取虫子，正如疥虫，著爪上映光方见行动")，而其中《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一篇，堪推我国最早的防疫专篇。
在治疗上，则不独重视清热解毒法，而且大量运用了表里双解法，这对后人处理疫病，也很有影响。由于此书在汜述疫病的防治方面内容较为丰富，故近代医史学家陈邦贤认为；“葛洪在医学上的贡献，一种是对于传染病的认识；一种是炼丹，为制药化学的先驱。"至隋·巢元方等著《诸病源候论》(610)，称疫病病原为“乖戾之气”，说“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并认为“此皆因岁时不和，温凉不节。”这种认识，与《札记》，《论衡》中有关疫病的记载，是一脉相承的。
以后吴又可的戾气说，就是在前人这些说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南宋时，战争连年，民不能耕，饥馑荏至，《儒门事亲·倜有所遇》篇说：“会兴定岁大饥，遂采百草而食”，当时饿孚遍野，常有传染病流行，张子和(约1156一1228)说当时的疫原是瘴疠，如《疟》篇说：“盖扰攘之时，政令颊乱，徭役纷冗，朝戈暮戟，略无少暇，内火与外火俱动，在侯百官吏尤甚，岂可与夷静之人，同法而治者。余亲见泰和六年丙寅，征南师旅大举，至明年军回，是岁瘴疠杀人，莫知其数。
”这似是指恶性疟的大流行。迄李东垣(1180—1251)，又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当时，患病者之多，死亡者之众，可谓前所未有，这是有大疫流行厂可以肯定，《内外伤辨惑论·辨阴证阳证篇》说；“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乱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此百万人，岂俱感风寒外伤者耶？大抵人在围城中，饮食不节；
乃劳役所伤，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动经三两月，胃气亏乏久矣。一旦饱食太过，感而伤人。”东垣对仲景以来，用六气归纳病原，认为病原是伤寒的说法提出了怀疑，但他忽视了王充以来的疫气相污说，他为了强调脾胃虚弱容易罹患疫疾，主张太过，竟把明明属于外感范畴的传染病，说成是内伤病，这在病原问题的认识上，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东汉末年及南宋时，战乱纷繁，民不聊生的历史条件和疫病流行情况，大体上差不多。
如要说仲景、子和前后的疫病流行都是寒邪、疠气这一类外邪所致，唯东垣时的几百万人同时生病，都是内伤脾胃引起，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何妨东垣自己也说“感而伤人”，既是“感而伤人”，病原当然仍是乖戾之气。饮食不节，胃气亏乏，劳役惊扰，起居不时，引起健康水平下降，免疫机制减弱，这不过是致病条件而已，所以，东垣对传染病病原的认识，实在不能与葛洪、王充等前人相比。但由于传染病病原繁多，针对病原寻找特效药，即使在现在，也不是易事。
东垣在当时患者机体抗力普遍衰弱的情况下，采用补脾益气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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