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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陈修园,《景岳新方砭》,上海文华书局,广益书局版④转引白《本草害利》34页,中国古籍出版社,1982⑤张景岳,《景岳全书》132页,岳峙楼藏板⑥同⑤,914页⑦同⑤,976页⑧同⑤,155页⑨转引自《中药大辞典》1836页,同①⑩唐笠山,《吴医汇讲》35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①吴考盘,新方散阵刍议,《绍兴中医》(内部刊物)2:6,1983⑩上海中医学院方药教研组,《中药临床手册》36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⑩《中药研究文献摘要》463页,1963⑩俞根初,《通俗伤寒论》卷二,十一页,六也堂书药局略谈前人对传染病的认识及其防治原则我国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甲骨文字中的‘降疾’与‘雨疾’,意即上天如雨一般大量降下疾病,所以同时可以有许多人患一种疾病,或且从甲传到乙,这无疑是指传染病或流行性言。
"①林乾良氏对甲骨文中的“”字分析说:“第一,不是一个人而是二个人病倒在床上,两个就是多的意思,第二,其下多“”形,即足趾也,足趾为行走之器官,故古代文字中加足趾形者往往有行走,流动的意思,所以这个疾字是强调可以扩散开来,许多人同时患一种病,当然是与传染病,流行性病有关的了。”②由此可见,我国人民在很早就对传染病有了一定的认识,故“”这个字,无疑是有关传染病的最早文字记载。
到西周,随着农业和天文学的发展,人们不仅认识到气候对农作物有影响,同时也认识到了气候对传染病的影响,如《礼记·月令》中,就有“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疫疾”等记载。“疫”就是传染病。这是认识到传染病的发生与气候有关的最早文字记载。在我国最早的医方书《五十二病方》中,将狂犬啮人与犬噬人分列,说明古人对狂犬病已有一定认识。再从《左传》“国人逐瘈狗”的记载来看,可见早在春秋时代,人们就已知道用消灭狂犬的办法来预防狂犬病。
这是关于预防狂犬病的最早文字记载。以后《肘后方》中“疗狾犬咬人方,取脑敷之,后不复发”,这是狂犬病治法之发展,若就应用免疫反应原理防治疾病来说,这又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记载。可见我国人们在对传染病的认识及防治等许多方面,一直都遥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至成书于约战国时代的《内经》中,《素问遗篇·剌法论》已有“黄帝问: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的记载。
根据这段文字,我们有理由认为:增强机体免疫机能,并避免接触病原,为防止罹患传染病的二大要点,这是中医自古就有之认识。东汉初,常有疫病流行,但由于当时“天人感应论”泛滥,认为这是疫鬼所致,故形成了一种“岁终逐疫”的风俗。对此,王充(27—97)进行了严词驳斥。王充认为,所谓疫鬼,实是一种“中人多死”的毒烈之气。由于“气困为热”,“热极为毒"(《论衡·言毒篇》),“毒象人之兵,则其中人,人辄死也”(《订鬼篇》)。
这是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病原并批驳谶讳迷信活动的最早文字记载。对后世影响极大。王充认为气有和与不和之分,不和之气统称为邪,邪气除了毒气能流行,还有疫疠之气和腐臭之气等等之分(这可以说是对传染病病原分类之萌芽),其中疫疠之气是一种很易传染,危害性很大的邪气,而其流行,则往往发生在饥馑之岁,如《命义篇》说:“饥馑之岁,饿者满道,温气疫疠,千户灭门。”这些认识,比笼统地称病原为毒气,可以说是前进了一步。王充还以“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凑满,颇多杀人。
"“蜘蛛结网,蜚虫过之,或脱或获”等作比喻,认为“灾气加人,亦此类也。不幸遭触而死,幸者免脱而生”(《幸偶篇》)。从而对避免接触病原的重要性,起了强调作用。此外,王充还认识到传染病可以通过“气相污),而传播,他认为“死者累,属,葬棺至十,不曰气相污,而曰葬日凶”(《辨祟篇》),这是很愚蠢的。总之,从《论衡》来看,王充对传染病的认识很为深刻,其医学思想,对后世影响不小,但由于他不是医家,《论衡》又非医学著作,故尚为人们所忽视,实则此书很值得引起研究中医学者的重视。
汉代刘熙之《释名》中:“注病,一人死,一人复得,气相灌注也。”其说与王充的“气相污”说相一致。这都说明,我国早在3—4世纪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