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已令延期，每见不药可愈之病，一候又一候，必欲令其邪正俱惫而后休，贪天之功，以为已有，皆造孽之徒也。”批评叶派医者，采用这样措词，真可谓是恽氏学派之遗风。但祝氏之攻讦，是由于愤慨，因彼时叶派中人，排斥异己，亦颇为失当。如1929年，有徐某弟患感证甚剧，先由叶派医者治疗，全谓热入心包，主用清官之类，因治不见效，病家改延祝氏，祝氏予麻，桂、姜、附之类，一劑后未见转机，病家心焦，复延叶派名医，谓已为祝氏误治，不可救药，辞不治。
病家于悲痛中觅祝强归，露怨尤祝氏意，祝氏悉情后，因学验丰富，胆识过人，乃一力承担，处方無更只字，先后服六剂而告愈(此事详载于《伤寒质难》)。从这一例子来看，叶派中人，因笃信己学，竟有轻率攻誹他医若是者，祝氏受到这样攻击，在著述中有愤愤之词，应当说是情有可愿的。但现在时代已经不同，医者若仍因学术观点之异，继续互相攻讦，就只能加深门户之见和助长党同伐异之风，给振兴中医事业带来损害，这一点现在很值得我们的注意。
据《温病明理》记载，恽氏之世，时医已多“崇拜天士为医圣，谓鞠通《温病条辨》，可以与仲景《伤寒论》分庭抗礼。”这说明中医不但曾有人把仲景当偶象来崇拜，也早有人把叶天士作为偶象来崇拜。所以姜春华老说，“我们不要把叶氏当作偶象来崇拜，不要把他治疗温病的经验当作顶峰。”这无疑是正确的。在这一问题上，祝氏不迷信权威的态度是很为可取的，祝氏以五段代六经，已足说明他崇尚仲景学说而不泥于仲景学说。对于叶桂，他说：“天士亦人也，人尽有智也，焉知今人之不昔若也。
”当然，这话在崇拜叶氏为医圣的人看来是狂妄。但祝氏认为：“学说之演变不已，往往昨是而今非，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之不如昔耶。”又说：“苟能融会中西，探索真理，不通则已，通则豁然开朗，如登泰山之顶而望日出，气象千万，彼金元诸家，直足底浮云耳。”这种见解，在执着成见，拒绝新知，以仲景或天士为医圣，拜倒于古人脚下，为已有知识束缚住自己的思想，而听不得不同意见的人，是根本不敢想象的。祝氏医著中，《伤寒质难》一书，很有学术价值，此书新见解不少。
内中“太阳伤寒关于温热病之分辨”一篇，实为诘难批评叶氏学说之专篇。总的来说，祝氏认为叶派之学不可盲从，《温热论》瑕疵很多，吴鞠通、王孟英辈推波助澜，以为叶氏之温热，足以颉颃仲景之伤寒，实则疵谬矛盾，不胜枚举。《伤寒质难》系祝氏口述，由其弟子陈苏生老笔录，写于1944年，刊行于1950年，是一本以师生问答形式汇录的研讨外感热病之专著，文笔畅茂，论理精湛，且参西说中，不乏创见，惜仅印过二千册，现社会上已很少流传。
(上海中医学会图书馆有藏本。)陈苏生老原亦时方医者，曾与祝氏展开舌战，几经辩论，始折服称弟子，后卒获视氏心传，成为视派之传人，著有《温热管窥》(内部印行)，亦不同凡响之作。陈老今尚健在。又上海儿科名医徐小圃，原亦时方医者，后因其子伯远病危，时沪上叶派中名家及西医均束手，经祝氏一力承担而治愈，徐氏受此影响，后亦转变医风，成为祝派中之佼佼者。其子伯远、仲才，俱受业于祝氏，徐仲才教授现执教于上海中医学院。
祝派门人，健在者尚多，沪上名医如江克明、王绍基、王九峰等俱属。与祝氏同时而极力攻排叶派者，尚有孔庆莱(1816一？)，孔氏名蔼如，浙江肖山人。1902年中秀才，后至日本入庆炎大学，得化学博士学位回国，先受聘于商务印书馆，编辑《化学》，能诗，为南社社员，后以身弱多病，钻研医学，现代名医陈道隆为门下士。在1929年执教于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时，于《校友会年刊》上发表了《中风真类辨》、《近代医派论》等医文。
他对徐灵胎十分推崇，贬吴塘则颇烈，《近代医派论》说：“徐氏以天纵之资，道德高隆，聪明正直，品才学识，卓绝千秋，上承道统，下启后人，瑞民族精神之所寄，盖数百年中第一人也。"对叶派中人则大加贬斥，他说：“妄人吴鞠通者，荒谬绝伦，荡无廉耻，窃人余唾，以著《温病条辨》，人以迩名，其学则如通如不通，有通有不通，或通或不通，忽通忽不通，其人本无足取，其说本无足录，时逢末劫，其书盛行，昏庸之徒，以其简陋而易学也，
昧然宗之，视为兰台秘笈，竟谓歧黄至理，尽于此矣，病家既趋之惟恐不及，蠢夫斯日益骄横，心高气傲，几目病人为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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